怎么来更深刻彻底地艺术？这问题在中国被置换成：怎么政治？怎么来搞中国的将要到来的民主？
发布时间：2009-09-01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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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方主义艺术（因为我们有民族艺术的，比如陈丹青认为，油画只能说是一种西方艺术，由于它在中国被教，它可以被称作西方主义艺术；至于在当代中国，不做西方主义艺术还能做什么艺术，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去管它了。）与中国的哲学或理论写作，或与艺术有关的批评写作，在过去三十年里，竟是共命运的：它们都不得不关心：如何继承与法国大革命和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同步的西方审美革命遗产，接受它并发展它。中国当代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写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由不得我们地被压到头上的：如何继承和推进那两大革命的问题。要么你另外去搞，否则你就是在搞一种西方主义艺术。在哲学中，我是这样理解，如在中国搞法国哲学，我理解是这样的一种用汉语来搞的西方主义式哲学：
中国当代艺术的无出路，在于它的出路太明显、太前定了：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象征系统的定价装置。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处境和感受就如一个为沃尔玛生产廉价商品的中国企业家。这个当代艺术家的政治处境类似于一个生产着对于自己的生活情境和生活方式很隔阂的商品的打工妹那样的处境。他要争取的政治权利，是那些无名的劳动者被认为天赋拥有的权利，类似于讨薪水的民工：朗西埃说，那一人权是你必须先得到某种权利才能拿到手里的，那是一份永远讨不到的薪。
在我们的理论劳动-工作场境中，欧洲社会科学式研究在韦伯以来被认为是在世界大学系统里只能为我们自己好而坚守的社会分工了，就是用汉语写的哲学、国学和思想情操这样的大学课目，也都只是欧洲社会科学式的研究纲目了，连政治哲学也是了！“欧洲社会科学”式，这是我们的研究情愫，是我们的读写说的模态，你想逃，搞国学来另搞一套，当心你的尾巴！我们没有选择的，这就像中国当代艺术家只能做西方主义艺术一样（国画也可以画，但它已是自我边缘化的了，是自敲锣鼓自娶亲了，与自称搞国学是一样）。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的话语场当作我们的现代性话语场，跳开它，我们自己首先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是我们说话的背景、读写的土壤啊！你在大学系统里先得到了这一便宜，然后说你要宏扬国学经学，你发仙不发仙？
我们的艺术家也一样：明明是人家的现代性困境，哎，我们一动笔作画，就发现也是我们的困境，我们连试都还没试过呢！九十年前人家来过未来主义，我们现在来一下未来主义，那多好！为什么我们只能听说他们未来主义过了，而自己却已永远轮不上未来主义一回呢？
我觉得一个当代中国的西方主义艺术家需要听听这样一个故事：西方现代审美革命里的十五六种现代主义变形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变光了，或者说是艺术家和听众们觉得再变多是没意思了。这就像世界革命，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到中国是反封建反殖民革命，接下来的就是各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了。你要再搞，就得搞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了。用不着在每一个民族国家里先搞法国革命式革命，再搞苏联革命式革命和毛式文革。艺术或审美革命也是如此。轮到中国艺术家来深刻地革命的，是什么呢？这是上世纪1989前后的中国西方主义艺术家内心最急切地想问的问题。如何来革艺术的命，革命我们不大情愿地不小心搞上的流入中国的西方主义艺术？如何来革我们的陈丹青和艾未未们如此地不满意其中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命？
前一问题是艺术的，后一问题是政治的。但两者关注的可以是同一个对象的，朗西埃说。
怎么来更深刻彻底地艺术？这问题在中国的西方主义艺术家们那里被置换成：怎么政治？怎么来搞中国的将要到来的民主？怎么革命？怎么在艺术、政治和民主上都深刻、激烈和义无反顾呢？
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多半成了：用艺术来搪塞他们宣布布要去做的政治，或用政治来抬高他们的艺术定价。他们的政治常落实为自己的制品的定价权的争夺。
我们因此必须先告诉他们现代审美革命到我们时代仍期待他们继续去做的事儿。
近期有德勒兹向我们指出，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革命的要害，是要对我们过往的representation图式进行分子革命，就是在细小处都不放过地实现那种分子式平等，是要打破那个大爸爸的统治，还一种平等式的博爱的人类兄弟般的正义于世界，不要那个瞎上帝的沙漠里的平等式正义。也就是说：使平等更平等，在更低平面和层面上去实现平等，而不是去用创意来制造出象征、再现和代表上的新的不平等。为了让世界成为，必须打破所有的representation秩序，而这是艺术家的工作，至今仍必须去做的。这是艺术家所能去做的最大政治：打散式地去重组无人性的杂多，解放出空间，等待那个将要到来的人民。福楼拜是要注满历史的每一个原子，用分子去塞满每一个历史瞬间。马拉美是要去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种基本形式，使它们全新，充满新的本质。我们当代艺术家是应该做得更多：去制造出人的存在的那个巨大的无政府状态，来为人类的本体论式平等铺路。没有比这更大的政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