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这样的作家称为发明家：他们将那新的形式和程序大白于天下，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的空间 发布时间：2009-10-29 10:57 分类名称：默认分类 为了重新创造世界（包括自然），傅立叶动员了：一种不耐烦（对文明的不耐烦），一种形式（它叫归类），一种衡量尺度（它叫快乐），一种想象（叫做场景），一种话语（叫做他的的书）。这一切定义了一种能指的行动或行动的能指。这种行动不断地让我们面对了一种刺眼的缺乏，也就是科学和政治的缺乏，也就是所指的缺乏。傅立叶所缺的（此外这也是他故意要缺的）反过来指出了这样一种缺：我们也缺，但我们仍拒绝傅立叶的缺：讽刺傅立叶----从科学的角度是可以这样做----就会压制能指。政治和家治（Domestique）、科学和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和傅立叶主义是两张不能重合的网。傅立叶不要所有的科学，马克思要科学还发展它；政治命脉立叶是完全不要，认为它不真实和不道德。另一方面，马克思完全不要快乐，傅立叶完全接受。欲望和需要完全不搭界，好象两张网，是分别撒证来的。欲望和需要之间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是一种增补关系：每一种都是另一种的太多。那太多的部分：就是那从不发生的部分。比如说，从今天看去，也就是在马克思之后看去，政治是一种必需的清洗了；而傅立叶是一个躲避这一清洗的儿童：他呕吐出政治。 傅立叶责备作家，说他们只想写得漂亮，将深底的表面形式分开了。他肯定自己的写作，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家，而不是一个作家。作家必须去发明。他追意义到了极端，也就是用足、用尽了文本的场地。也许从今以后，我们应将这样的作家称为发明家：他们将那新的形式和程序大白于天下，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的空间（III，778-779）。

应回到早期伊翁尼亚哲学家们般的自由理论的时代，人人有权理论的时代。穿过科学，应该可以更自由地去理论

发布时间：2009-10-13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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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认为，知识是没有基础的。用什么知识去做什么事，纯是个人决断的事儿，不是由社会和机构来规定的。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基础或原因可能是令别人恶心的，但我必须这样去追求我的幸福。我这样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会影响到很远的方面，但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否则我更无处退了。这是一种critical form of life，它是对另蝗生活形式的一种批判，它也临界，是一种使自己处于危险和剧变的抉择。
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和和我们的哲学中，某些观念总是被打扮成神话，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里就在发生这样的事儿。而那是没意思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重新开头，也就是，应回到早期伊翁尼亚哲学家们般的自由理论的时代，人人有权理论的时代。我们穿过科学、科学哲学之后，应该可以更自由地去理论（费耶阿本德《哲学论文第3卷：知识、科学和相对主义》，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