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这样的作家称为发明家:他们将那新的形式和程序大白于天下,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的空间
发布时间:2009-10-29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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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新创造世界(包括自然),傅立叶动员了:一种不耐烦(对文明的不耐烦),一种形式(它叫归类),一种衡量尺度(它叫快乐),一种想象(叫做场景),一种话语(叫做他的的书)。这一切定义了一种能指的行动或行动的能指。这种行动不断地让我们面对了一种刺眼的缺乏,也就是科学和政治的缺乏,也就是所指的缺乏。傅立叶所缺的(此外这也是他故意要缺的)反过来指出了这样一种缺:我们也缺,但我们仍拒绝傅立叶的缺:讽刺傅立叶----从科学的角度是可以这样做----就会压制能指。政治和家治(Domestique)、科学和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和傅立叶主义是两张不能重合的网。傅立叶不要所有的科学,马克思要科学还发展它;政治命脉立叶是完全不要,认为它不真实和不道德。另一方面,马克思完全不要快乐,傅立叶完全接受。欲望和需要完全不搭界,好象两张网,是分别撒证来的。欲望和需要之间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是一种增补关系:每一种都是另一种的太多。那太多的部分:就是那从不发生的部分。比如说,从今天看去,也就是在马克思之后看去,政治是一种必需的清洗了;而傅立叶是一个躲避这一清洗的儿童:他呕吐出政治。
傅立叶责备作家,说他们只想写得漂亮,将深底的表面形式分开了。他肯定自己的写作,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家,而不是一个作家。作家必须去发明。他追意义到了极端,也就是用足、用尽了文本的场地。也许从今以后,我们应将这样的作家称为发明家:他们将那新的形式和程序大白于天下,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的空间(III,778-779)。
傅立叶责备作家,说他们只想写得漂亮,将深底的表面形式分开了。他肯定自己的写作,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家,而不是一个作家。作家必须去发明。他追意义到了极端,也就是用足、用尽了文本的场地。也许从今以后,我们应将这样的作家称为发明家:他们将那新的形式和程序大白于天下,用碎片来广大或微妙地发明出能指的空间(III,778-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