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455 由我看,只有煽动者会说什么革命,我总是只愿意说颠覆的

由我看,只有煽动者会说什么革命,我总是只愿意说颠覆的

发布时间:2009-07-26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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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这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悦目的景象,却是一种肯定是可怕的现实。记住,革命总只剩为一个图像,人们也会想要这一图像并为它战斗的。但我们见的总不是革命的图像,而只是革命的各种化身,而这你看到,会将问题弄复杂。……那些革命已经胜利的国家,我愿意称作是“欺人的”社会。它们是极大的欺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些社会是欺人的,是因为,国家在其中并没有消失。由我看,只有煽动者会说什么革命,我总是只愿意说颠覆的。这后一个字比“革命”更清晰。它意指:撬动底下,来蒙事儿,声东击西,将它带到人们所期待的地方之外(V, 375)。

陆兴华454 由研究到写作到文学

由研究到写作到文学

发布时间:2010-03-2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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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个无限大的系统,在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符码是格外有特权的,或处于中心地位的,所以,语言的全部箱块都是处于一种浮动的等级关系中。
在研究中,我们总会偏向一种中性的科学语言,误认为它是高一等的,想不到我们自己事实上是被劳动分工的偏狭之苦之害,才这样去表达的。我们当然是在精雕细凿地用概念式语言写着了,忘了我们这是自己先残废了。
但论文写作也是写作!写作是想要去成为一种全整的符码,un code total,写作因此是带着它自己的毁灭力量的。它将要平整土地那样地将之前的一切重新洗牌。可以说,也只有写作才能通过其逻辑颠覆、符码杂交、能指滑动、其对话、其挖苦,来帮我们摧毁科学研究或那装出的学术模样强加给我们的那种神学形象,拒绝内容和说理之滥用式“真理”对我们的家长式恐怖,为研究打开全整的语言空间。只有写作才能打倒那种学者式的自信:我们可以用写作的谦逊击倒学者的那种所谓的科学之严肃(II,1268)。
写作来拯救和治疗我们的研究。在学者的自以为是面前,我们可以低调地用写作击倒他的傲慢。
而每一次写作都通向文学。文学的作用是要回置那被研究机构拒绝的东西,是要去恢复语言的主权。研究是冷冰冰的外科手术,之后的写作,才帮我们找到那滚烫的问题。由科学研究到写作再走向文学,这才使我们手里的工作成为快乐的科学。柯尔律治:诗(文学)是与科学对立的:A poem is that species of composition which is opposed to works of science, by purposing, for Its immediate object,pleasure, not truth。

陆兴华453 犹太菜

陆兴华452 油价瓦解全球化

油价瓦解全球化

发布时间:2008-06-11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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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price crisis threatens to reverse globalisation Carl Mortished: World Business BriefingWith brutal efficiency, the oil price is beginning to duff up a monster of the 20th century: globalisation. Those great tentacles that gripped our world in a hideous embrace are suddenly weakening and the multinational octopus is looking a bit pale and sickly. The extraordinary rise in the price of crude oil is wrecking outsourced business models everywhere and distance from your customer is no longer merely a matter of dull logistics. Whether you are selling coiled steel or cut flowers, the cost of transport is a problem.
America's steel industry is enjoying an unexpected revival, its competitive edge sharpened by the tariff wall erected by the cost of shipping heavy, low added-value products across the Pacific. We hear fewer complaints from Americans about Asian steel-dumping; instead, it is Asian exporters who are feeling the pinch and the pressure is from inputs as well as shipping to customers.
China needs to import iron ore and coking coal, but the cost of shipping a tonne of ore from Brazil to China now exceeds $100, a cost that is equal to the value of the mineral itself. The oil overhead for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is proving to be a powerful bargaining chip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some Australian iron ore mining companies and their Chinese steel mill customers. Antipodean miners are holding out for a higher price, arguing that some of the benefit of lower carriage costs belongs to producers. Proximity is suddenly more profitable and local solutions begin to look less like the expensive option. It would be rash to predict a revival of the Yorkshire textile mill and the demise of the Guangdong sweatshop, but you have to ask whether it makes sense to ship stuff from China when the price of a sea voyage from Shanghai represents half of 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The economics of long-distance supply chains are being rewritten; if it is small and expensive - drugs and sophisticated electronics, for example - fuel costs have little impact, but bulky goods are under the cosh. Furniture, footwear, basic machinery, building materials - this is the stuff that China exports in vast quantities to America and it was very cheap, until now.
Economists at CIBC World Markets reckon that globalisation might go into reverse if the escalation in fuel costs continues. The freight cost of importing goods into America represented an effective tariff of 3 per cent when the oil price was $20 per barrel in 2000; it is now more than 9 per cent and will rise to 11 per cent if oil hits $150, CIBC says.
The revenge of localisation will be good for some but not for others and, just as globalisation had its victims, so will the gradual retreat by big business from the air and the high seas.

陆兴华451 有多少种阅读?

有多少种阅读?

发布时间:2009-11-26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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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自由:读任何一个新文本就像是在读已读过的东西那样去读。这就像先读小说的结尾,而且是先读附录里赤裸地、纯洁地给出的导读文本一样。
可这样的自由还是不够的。巴尔特说,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阅读多元,不应该有阅读的入口,我们手里应该同时操作着许多种阅读,像交响乐队指挥那样去阅读。且第一个阅读版本与最后一个阅读版本是不应该有高低之分,且坚认能指是增补的、滑动的,文本是在连续中不断被继续完成的。
没有一种首读的。读不是消费,而是游戏,是让差异因子的不断回返。重读一个文本,就像我们嗑毒品,我们不是真的为了吃毒品,而是为了重新开始,开始得有所不同,我们不是真的想去攫住那一文本,那一真的文本,而是获得那一多元文本:同一,但新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总要我们去吞下书,消费掉,再去买另外一本。我们的阅读不是消费,而是游戏,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III,130)。
经典和传统在这样的阅读面前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真正保护了,每一代人去用它们,不会再被糟蹋,就像我们使用棋盘和足球场一样,换一个也没关系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被从这消费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僵死的阅读方式中解放出来,人人都成了这样的大读者,也就不会有经学和国学这样的狗屁学问了。是的,读任何一个新文本时我们都感觉像是在读已读过的文本一样。我们也许正在进入这样一个大读者时代,是大众媒体、大学教授、电视连续剧地贬低读者的这种能力。我们已毫无疑问是一个读者的时代了。

陆兴华450 有更多揭露汪晖抄袭的活证

有更多揭露汪晖抄袭的活证

发布时间:2010-06-22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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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汪晖真的是处处抄袭,其性质就是:他不是忘了加注,而是故意不加,要证明这是自己写出来的,这是一种习惯性、强迫症式的抄袭,拦也拦不住的;VIVIO兄和欧文兄提供的这些证据是压倒性的,未来的审查委员会都不用做自己的工作了,核实后就是确凿的证据: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019552/?start=100

陆兴华449 有了无利害的美学和有趣味的观众,进到审美的不毛之地,无助地在其中寻找营养,最后会吞下其四肢

有了无利害的美学和有趣味的观众,进到审美的不毛之地,无助地在其中寻找营养,最后会吞下其四肢

发布时间:2009-12-14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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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中世纪时还活在活的社会纤维里,但自从有了无利害的美学和有趣味的观众,他们就进到了审美的不毛之地,无助地在其中寻找营养,最后会吞下其四肢。
有趣味的观众横行,艺术家就退为不平衡和异怪。好的艺术于是就与好的文化一样,像黑格尔所说,成为变态Verkehrung,是对实际的世界和思想的异化(《无内容的人》,24)。
兰波说于是说,他宁愿土艺术,也不要这、那种资产阶级艺术。莫里哀也嘲讽那些有好趣味的人,反而对于那些正等待受教育去成为好趣味者的坏趣味的人抱了同情。

陆兴华448 有两种蒙太奇一种是辩证的蒙太奇,一种是象征的蒙胧太奇

有两种蒙太奇:一种是辩证的蒙太奇,一种是象征的蒙胧太奇

发布时间:2009-08-29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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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的蒙太奇:将异质的和不兼容的东西拉到一起,联系起来,就会造成震惊。用一些小规模的工具,渐渐积累成一种大的惊慑,将一种使共同体错位的力量,强加到了共同体头上,这种不可兼容、不可公度的东西之相遇,使另外一种共同体涌现,它来强加一种新的尺度,将一种关于欲望和梦想的绝对现实强加到我们头上(朗西埃<图像的命运>,66)。这是组织出了一种震惊,使熟悉的变得陌生,通过冲突之暴力,来逼现一种另外的尺度上的秩序。
图像的象征式蒙太奇:组合各种因素,来造成一种神秘。哥达尔:电影不是历史,而是一种造就的神秘。这种神秘是一架小的剧院机器,它用类比来生产,它让我们看到舞蹈者脚尖上的诗人的思想。神秘机器是一架制造共同的东西的机器。它不是使几个世界对立,而是使它们共属co-apprtenance,给不可兼容的东西提供共同的尺度(68)。
句子-图像同时具有这两种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说,电影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神秘。艺术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去影响共同体政治的。
首先,它将一些相互错位的东西拉到一起,造成意外,来与我们辩证。然后是,拔高事物的象征层次,使物达到它更高的象征水平,逼观众在这个层次上去进一步、更高地类比,造成新的神秘。图像艺术是在这两个层次上来介入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的。

陆兴华447 有没有这样一种奖:它“展”倒了,“展”没了,“展”可笑了?

有没有这样一种奖:它“展”倒了,“展”没了,“展”可笑了?

发布时间:2012-02-28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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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颁奖与展示: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买通好学生进来,来证明自己真的是重点,一转身就立马偷换:其实是我们重点学校培养出了重点学生(德里达:这帮狗娘养的转身就用伪币换成了比较真的币)。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奖:它“展”倒了?把它自己给“展”没了,“展”可笑了?《灵山》获得了文学诺贝尔奖,北岛将要获诺贝尔奖,而我就已开骂了:草泥马你个B的诺贝尔奖!
2-中国这几十万个亿的基础建设投资,每一个建筑师都有西方建筑师好几倍的练习机会,应该有些创造了吧?有没有?有没有?你说说!
实际上是每一个建筑师都认为他创造了,参加过好几个建筑师的工作介绍了,都说是在创造,还说,如果不是开发商、业主和愚蠢的政府,他们会更有创造!
我听得烦了。草泥马的创造!不要你的创造,你的不要,别人的咱也不要!因为看来看去,我的当代人的“创造”都太肉麻了,前车之鉴,你一说要给我“创造”,我就想抱头鼠窜!
当代中国人不会创造?会的,会的,太会创造了(等会儿我给你列举)。也不是轮不到创造,是用不着创造了!建筑师只是打印机的针头,他的任务就是喷墨!
这样的情况下,请你不要太装逼,因为创造是太容易了,以致于我们都认为它就是ps了。真的,创造来自诸众,不来自你这种油头粉面的人士!
杜尚给了我这样的启发:当代中国人是人人都会“复制然后粘贴”的先锋艺术家了,是艺术家,而且生猛地先锋着。这时,一个傻冒建筑师或艺术家说要给我们创造,还是来内心深处的创造,我听了胃就马上不舒服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些人的“复制然后粘贴”的水平很不怎么样,也就是现代主义式地在原地踏步着。
3-王SHU老师得了个普奖,我的吃建筑饭的朋友们不淡定了,我要这样写几句安慰他们。我们要劝他们快去祝贺。有奖总是好的。专业一点的朋友就对我说,那外国来册封中国的建筑术,王这样的可疑的建筑术从此就成为正宗,不成体统怎么办?我说没办法的。外国人总是只干外国人干的那些事儿,你不用奇怪。但是,《灵山》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了吗?非但没好的或坏的影响,据我文学界的朋友说,这之后,倒是连好的和坏的文学都绝迹了!你看看去,现在汉语里还有文学吗?我这样问得不对了:我们汉语里还用得着那种“文学”吗?也可以说,人人都在“复制然后粘贴”,你还用得着建筑吗?
4-所以,我劝这些有钱有势力的建筑界朋友们帮助我:这个事儿你们先要淡定,如果你们对颁奖有兴趣,那我求你们这段时间少划两天图纸,帮助我们组织两个奖:一个是人民英雄奖, 另一个是真正创造奖。我私人觉得我的老乡吴英应该获得真正创造奖。她我认为比王SHU老师伟大得多了。我很想奖她,但你得帮我找个奖的名目和办法。她在执行自己的命运,这个奖能让她死而无憾,而王SHU老师只是锦上添花,只在接受献花。人民英雄将我认为应该先颁给昨天被抓起来的交大李同学,他自己的好奇心和正义感在帮助我们获得信息自由,这种行为是伟大 的!
造房子用黑格尔的话,是在给我们自己增加否定性:宝马和别墅才是我们的痛苦的真正的原因!所以,设奖是比获奖更崇高的一项事业(你们不是要跟西方人别苗头吗?也弄个奖,让它有名!)。希望哪个建筑工作室有公心来发动我们每人捐一百,鼓励那些为我们时代做出贡献但同时自己却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人。
5-我对王SHU老师比较反感的唯一一点是:他老是在用荷德林给自己脸上贴金。比如说他一再提到自己到荷德林的坟头去念他的诗,念的诗,比德国人念还标准和入味。这,我觉得太“徐志摩”了!我读过荷德林以及与他类似的很多人。我认为读懂荷德林哪怕不难,把他当作创造的源头,已属多情。这一点反映出,王SHU老师对自己的创造力也很心虚啊!所以,他以后真的应该少提荷德林,正如陈丹青应该少把“民国”挂嘴上,应该多突出自己多么有创造力,而且是来自多么丰富的内心。
6-你们还不淡定?好的,来点哲学:我们时代是历史于进入垃圾时间了,中国是替补队员,用我们那些破教练的话说是应该为下周的联赛练练队伍了!
终结时间:看上去还是同一个坐标系,但你定神一看,每一点上都同时有了两个坐标值!这让我们的脊梁骨冰冷!世界建筑大奖和吴英获死刑,这两个事儿真的是没有一点联系的????同一个点,有了两个坐标值?好玩!

陆兴华446 有媒体和知识分子乱判在先,所以,更需要陪审团了!

有媒体和知识分子乱判在先,所以,更需要陪审团了!

发布时间:2006-12-21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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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这两天在捉杀死五个妓女的凶手,媒体捉得比警察还来劲.一看某人可疑,就用细节来暗示,让读者误以为他就是,连抓两个了.
这叫prejudice,就是未审先判,这个字的意思,正是偏见的原意.偏见就是对人对事不审就判.媒体老做这事儿.知识分子更是做得多:用学术眼光用人文操守,,用良心,用激情,结果就...
陪审团来定罪,法官来量刑,法庭是一个让证据尽量清晰浮现的地方.法庭就象是一种哲学空间,几个大老粗听律师用通俗语言辩论过后,就用证据来定罪了.人类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哈贝马斯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一书里反复由此强调公共政治空间的这种隐形法庭式的作用.
那么地简单,就七个或十二个人,用日常语言辩论过后集体表决,来作是或否的回答,不需要冗长的高深的辩护了.
许多人搞意识形态批判,然后去搞话语分析,最后就搞到话语的刑侦学研究去了.就是为了把话语研究,把对文本的理解提高到能呈上法庭的清晰水准.
那么多的沸沸扬扬,就可以用一个小小的陪审团来澄清...

大法官们也总是迷惑:为什么那些大老粗们总是读了他们需要读的东西,不识字也能把理性用好,只要有一个象陪审团一样的被信任的自由环境自由空间...

陆兴华444 有三种阅读快感

有三种阅读快感

发布时间:2009-02-0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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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身体的所有的情质都被搅入、混合、研磨:着迷、空白、怀疑、淫荡;阅读生产出一个颠乱(bouleversé)但并不被切碎的身体。阅读,阅读的淫荡,与GANG///交的快感相关;是同一种移喻串起了阅读、和排泄和我们常见到的钱。

有三种阅读快感。一是读者对于字的恋物快感:二是读者被悬念的秩序和力量拖住,读呀读,书不重要了,被拖到了一个未知时的快感;第三种快感是写作的快感: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欲望:想要得到作者在写时所达到的快感,我们想得到发生在所有写作中那一种的嗲劲:喜欢我吧,爱我吧,我讨好了你,这下你应该喜欢我了吧,aimez-moi。“一种不呼唤其它写作的纯阅读,在我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对普鲁斯特、布朗肖、卡夫卡和阿尔托的阅读,并不使我想去评写他们(甚至我还得说,并不是想要像他们那样去写),而是我自己想去照着我想要写的那样去写”(Roger Raporte)(巴尔特《全集》,IV,934)我们读他们,是回炉,是要将他们写成的文本重新推入我们的生产。

有三种阅读快感

发布时间:2009-02-0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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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身体的所有的情质都被搅入、混合、研磨:着迷、空白、怀疑、淫荡;阅读生产出一个颠乱(bouleversé)但并不被切碎的身体。阅读,阅读的淫荡,与GANG///交的快感相关;是同一种移喻串起了阅读、和排泄和我们常见到的钱。

有三种阅读快感。一是读者对于字的恋物快感:二是读者被悬念的秩序和力量拖住,读呀读,书不重要了,被拖到了一个未知时的快感;第三种快感是写作的快感: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欲望:想要得到作者在写时所达到的快感,我们想得到发生在所有写作中那一种的嗲劲:喜欢我吧,爱我吧,我讨好了你,这下你应该喜欢我了吧,aimez-moi。“一种不呼唤其它写作的纯阅读,在我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对普鲁斯特、布朗肖、卡夫卡和阿尔托的阅读,并不使我想去评写他们(甚至我还得说,并不是想要像他们那样去写),而是我自己想去照着我想要写的那样去写”(Roger Raporte)(巴尔特《全集》,IV,934)我们读他们,是回炉,是要将他们写成的文本重新推入我们的生产。

陆兴华443 有时真的还是怀才不遇更好,那时,人真实而丰富

有时真的还是怀才不遇更好,那时,人真实而丰富

发布时间:2011-07-14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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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博上的写作,是要求我真正退回到零度,进入与诸众身体的共同在场,将句子汇入那集体的“思想力量”的循环中。它与我的学术论文写作真的很远吗?
有好心的朋友经常以这样的口气来判断我:你在网上写写,然后将来在纸上和书上写,将网上写的东西拼贴和回锅一下,就来“出版”?我还真的是这样做过了。但这是很反动的,是为了混饭吃,来应付单位的出版数量要求。
比方说,我现在想办一个杂志,可是,却发现这是很反动的:微博和博客都在写了,天天免费和低碳地出版好好的,却突然声明说要去纸上出版了,这明显地违背生产关系,想走回头路不说,不也太矫情了一点么?这是反动的,只是策略了。
再比方说,到我成长到能去做小说家的梦的时候,“文学”已经式微了。与你和陈丹青想象的相反,不是我们不会写了,而是这样像刘心武和王蒙那样写写,实在是太容易了,太没劲了,我们自己都感觉到没意思了,或自己都不好意思动手去写了。我现在宣布要写小说了,你听了不会哈哈大笑吗?你不是担心我写不来,而是笑我居然还认为这样写写会有意思!
再再比方,到大学混饭吃,写点学术论文和书,原以为是很神秘和神圣的事,尤其是出版书,总认为是惊天大事,汪晖你看是一抄就抄出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张炜的小说现在是一写就十卷本了(几乎到了大小便失禁的地步)。前些年想,他们这么烂的笔,但他们有钱有势,所以,想怎么印就怎么印,都印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去了。现在麻烦了,连我这样的阿毛单位里也给很多经费叫去出版,我自己也拿得出钱去出版了,几乎是想怎么出版就可以怎么出版了,敝单位是更神,只要我去出书就视作为单位作贡献,还硬要奖励一万块,这真的是从来没有想到的美事!但是,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这空前地没劲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恶作剧吗?
以前总在考虑:轮得到我来写么?用得着我来写么?现在,这变成了一种诅咒:为什么非得让我来写呢?我只想在大学里混口饭吃,当我认为我不写是比写要更低碳和更正义时,为什么你们还硬要逼我来纸上写和纸上出版呢?

还有一个很相关的类比,每次站在国美的这一连串无比丑陋的新建筑前,我就想到:我之前抱怨自己的怀才不遇,真的是太没道理了,实际上是,时间、时代和历史非但没有不让我怀了才不遇,给我的,总还比我要的还多得多,像这个建筑师,这么多的房子随他造,这总是天赐机会了吧,像中了彩票一样了,但是,你看看,当得到了全部机会,你想怎么弄就可以怎么弄时,就会弄出如此做作和丑陋的一堆。他现在我猜是只想隐居,不想看到自己弄出来的这一堆了,就像我看到自己写出来的玩意儿常会担心得心惊肉跳一样,严重程度,想当于目睹自己生出来的残疾儿童,浑身的内疚。所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有时真的还是怀才不遇更好,那时,人真实而丰富,塞给我一大堆权力和钞票后,我会弄出无比丑陋的东西来熏你,而且最要命的是,这样第一个被糟蹋掉的,还将是我那要命的原初理想。

2-这个故事是不是也讲的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呢?弄出来那么多的东西,艺术史可以写成500页以上了,但如今看上去,是不是像王澍设计的国美建筑群了呢?是不是出了这样的念头:恨不得这还是一张白纸,那将多么地有希望!现在是,要打扫这些狗屁艺术史资料,也得花费清洁阿姨很多的时间了。

3-原来总以为,是要等徐冰们和蔡国强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当代艺术才会有希望,但你看看这个冲出去了之后像这一堆国美建筑群那样的丑陋的一堆!

由不得我这样想,与其搞那些捞什子,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如果想着调,还不如像在微博中把一句话码平、摆平、站住脚、写得正义。与其整出个像孔雀尾巴那样的艺术史,还不如回到零度写作。千万要珍惜这个。不要学我的师兄们的终于到手了改天换地的机会,却弄出一堆自己都无地自容的东西来。

陆兴华442 有谁敢说卡夫卡的德语写得不好?他的情人费丽斯

有谁敢说卡夫卡的德语写得不好?他的情人费丽斯

发布时间:2011-09-15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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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cusing on just how perfectly German his language is, the archive joins in a long and curious tradition of praise for Kafka’s ‘pure’ German.George Steiner lauded ‘the translucency of Kafka’s German, its stainless quiet’, remarking that his ‘vocabulary and syntax are those of utmost abstention from waste’. John Updike referred to ‘the stirring purity’ of Kafka’s prose. Hannah Arendt, as well, wrote that his work ‘speaks the purest German prose of the century’. So although Kafka was certainly Czech, it seems that fact is superseded by his written German, which is apparently the most pure – or, shall we say, purified? Given the history of the valuation of ‘purity’ within German nationalism, including National Socialism, it is curious that Kafka should be made to stand for this rigorous and exclusionary norm. In what ways must Kafka’s multilingualism and his Czech origins be ‘purified’ in order to have him stand for a pure German? Is what is most remarkable or admirable about him that he seems to have purified himself, exemplifying the self-purifying capacities of the Ausländer?<?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se arguments about Kafka’s German are recirculating now, just as Angela Merkel has announced the failure of multiculturalism in Germany and marshalled as evidence the further claim that new immigrants, and indeed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fail to speak German correctly. She has publicly admonished such communities to rid themselves of every accent and to ‘integrate’ into the norms of the German linguistic community (a complaint quickly countered by Jürgen Habermas). Surely, Kafka could be a model of the successful immigrant, though he lived only briefly in Berlin, and clearly did not identify even with the German Jews. If Kafka’s new works are recruited to the Marbach archive, then Germany will be fortified in its effort to shift its nationalism to the level of language; the inclusion of Kafka takes place for the very same reason that less well-spoken immigrations are denounced and resisted. Is it possible that fragile Kafka could become a norm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e find in Kafka’s correspondence with his lover Felice Bauer, who was from Berlin, that she is constantly correcting his German, suggesting that he is not fully at home in this second language. And his later lover, Milena Jesenská, who was also the translator of his works into Czech, is constantly teaching him Czech phrases he neither knows how to spell nor to pronounce, suggesting that Czech, too, is also someth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In 1911, he is going to the Yiddish theatre and understanding what is said, but Yiddish is not a language he encounters very often in his family or his daily life; it remains an import from the east that is compelling and strange. So is there a first language here? And can it be argued that even the formal German in which Kafka writes – what Arendt called ‘purest’ German – bears the signs of someone entering the language from its outside? This was the argument in Deleuze and Guattari’s essay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Indeed, this quarrel seems to be an old one, one that Kafka himself invokes in a letter to Felice in October 1916 with reference to Max Brod’s essay on Jewish writers, ‘Our Writers and the Community’, published in Der Jude.
And incidentally, won’t you tell me what I really am; in the lastNeue Rundschau, ‘Metamorphosis’ is mentioned and rejected on sensible grounds, and then the writer says: ‘There is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German about K’s narrative art.’ In Max’s article on the other hand: ‘K’s st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typically Jewish documents of our time.’
‘A difficult case,’ Kafka writes. ‘Am I a circus rider on two horses? Alas, I am no rider, but lie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Butler:《谁真正拥有卡夫卡?》

陆兴华441 有一个诗人的时代

有一个诗人的时代

发布时间:2010-11-11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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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这个哲学家的时代相对应的,有一个诗人的时代。它由Hölderlin, Hopkins, Mallarmé, Rimbaud, Trakl, Pessoa, Mandelstam, Celan构成。
我们在讨论这些哲学家时,应以这些诗人为度量,而这些哲学家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巴迪厄《终于无对象的主体》)

陆兴华440 有一种哲学语言的么?有一种法语哲学或汉语哲学么?

有一种哲学语言的么?有一种法语哲学或汉语哲学么?

发布时间:2008-07-22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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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说德里达将逻辑弄成了修辞,将哲学搞成了文学。德里达认为哲学是无法弄成文学的。je n’ai jamais assimilé un texte dit philosophique à un texte dit littéraire. Les deux types me paraissent irréductiblement différents.哲学用自然语言来进行,哲学无法去同化、吸收文学。

哲学是一定要用某种风格、register的语言来搞的么?真的有一种专门是哲学的写作的么?这种哲学式写作的纯度总是同样,绝缘于所有的污染的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巨大的理由:哲学是在一种自然语言里写出和和说出,并不是在一种形式化和普遍的语言里形成。在这一自然语言及其用法中,某一种哲学写作模态会压倒另一种,强有力地,显得是格外哲学的样子,但这只是看上去的样子。这样的模态仍是多种多样的、相互冲突的、是与哲学之内容和主题无法分开的。哲学论争因此也是一种要用某一种话语模态、论证程序、修辞技术和教学法去强压到别一种头上的斗争。每次我们反对一种哲学,我们反对的是别人的话语的哲学特性或其哲学的某种话语特性。
哲学是在自然语言里才如鱼得水。在各自然语言集合里,哲学被屈折到各自然语言里,来被限制,来获得连贯性,我们只能相信哲学在各语言里获得对等,可互译。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家无非是有更古老和稳定的惯例和习俗来参照,能将他们各自的某些词的那些用法翻译成为伟大的哲学名句而已。


如果,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在所有语言之外思考,那么,肯定的,哲学的身份,尤其是哲学中的民族身份在那一民族语言的氛围之外,是无法形成的。
但德里达说,他相信,我们是无法在一种民族哲学传统和语言之间找到对应的。所谓的哲学“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只是很宽松和笼统的说法,是以很全整的方式,被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分享的。分析哲学或别的哲学之语言(如奥斯汀之英美、维特根斯坦之奥-英-美)是与一种自然语言处于surdetermination的关系中的。在源语言之外能诞生出很不一样的传统来,如从德语里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
有一种法语哲学的么?没有,从来没有。其内部之异质性、冲突,烙上了所有的哲学表现中:出版、教学、话语之形式和规范,与机构的关系,与社会政治场的关系,与媒体权力的关系,在法语场内部其实是各各不同的!我们甚至都无法建立关于法语哲学的地形学TOPOLOGY。怎么划内部边界,就马上陷入争论冲突中。但尽管有那么多的立场位置,那么多不同的哲学实践和做法,我们也无法否认法语哲学的构形configuration,在其历史中,那么多的霸权之更替,其主导潮流之流动性、这一具象还是构成一种传统,有助于我们知道这一传统之传导、记忆和继承的相对可识别的元素。要分析它,我们必须考虑大量的给定因素,而它们总是被先定的,历史的、语言、社会的,透过很特定的机构,而不应先忘了这一哲学对法语这一自然语言的先定。
传统从不纯洁和同质,习语也从不纯洁。我们的习语总是为他者而备,预先就被剥夺的。对外国人,好象有一种法语哲学,对法语人自己的呢?同样,对外国人,好象真的有一门汉语哲学,但对于汉语人自己呢?

陆兴华439 有意义甚至使生活有意义的那种交往场境,总是理想中的,是小说尤其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偶遇

有意义甚至使生活有意义的那种交往场境,总是理想中的,是小说尤其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偶遇

发布时间:2007-03-23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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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天生的原因,我总是不大喜欢说客套话,一努力说,总是格外赤裸裸,被人一下听出,而这反过来对我自己是更沉重打击.过年了,要电话拜年,我总是要筛选了再筛选,非拜不可,才打或上门.就是一般的接电话,我总觉得难受,非要遵守这套说话的格局,说一些虚的.许多人因此对我很恼火.本来,幽默一下,什么事都没了,可我是没能力在电话里幽默的,天生也不是这个料,从小与大人之间就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事情的,至今仍是羡慕别人家里小孩与大小是互相讥讽的.如何局外人似地看自己与人客套,并欣赏着地自我解嘲地这样做着,这对我是难事儿.
可是,我也想与人交往呀,我也知道与人交往的愉快.我发现,我的这一方面的愉快是基于情节安排下与人的偶然碰撞,象在小说和电影中一样,我倾向于将交往场境理想化.我没有能力招徕得或self-depreciating得让交往在我划定的轨道进行,或不想和不愿这样.这就缺乏了沟通技术,做官领导下级,这是必备的技术,我天生讨厌.于是,我发现,周围其实也全是这样的当官型大妈沟通管辖区,全是这样把事和人一块儿做了的事儿,被称为和谐社会.而我这是大大地讨厌的.
这么说,我是看重交往之自由的.可这是一个如此难以实现的理想情境,比好天气还难遇到的!我怎么活?
但我现在是经常遇到一些很善于倾听的人,他们也是精于算计的人,但他们不主动来沟通我,他们等着我作出反应,很耐心,并很快愿意照我乐意的方式来交流.我佩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理解能力,他们等在那里,很深的等待,一些人的交往能力的缺陷,可以被这样包容和弥补.他们就象是新教牧师一样.
我就这个问题还与一个这样的人讨论过.我被告知,但凡我这样有应酬障碍的人,取得相互理解后,一般都会发现是直率的人,所以是值得耐心等待我这样的人作出交往反应的.
我这里要说这个,是我发现一个悖谬:交往障碍有时会成为一个推动交往的助剂.一个细心的人,是会发现对方有时是想说出什么事但没说尽,替对方补上的.这就见到一个人类交往的常见情境:很多有交往障碍的人类,是把这种有补救可能的交往当避难所的,他们不能替自己打圆场,但他们可以躲到别人的交往伸手中.
回头来看:那些说教,那些虚空的客套和逢迎使我们害怕交往中的圈套,我们想躲,但躲不开,我们唯一能躲进的,仍是来自另一个人的交往伸援中.
知识分子的唠叨,我发现其实是一种严重的交往堵塞官能症.象征符号象酵药一样在他们肚子里冒泡,生产出大量的半是书写半是口语的象理论又象口述的东西.不让他们说出,他们就要挤出些被压抑的有点扭曲的东西来,让他们说了,他们又没什么真的好说给我们听,于是,在一阵焦虑的燥乱后,就说一些于丹读论语那样的人人知道却还当宝贝的话,或象汪晖那样,用西方理论术语的中译名编一些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话,来装思想.
我喜欢脑子锋利的人,这意思是说: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用不着将我要说的话说完他们就替我补上了,反过来,他们也不会用我自己早就知道和能推理出来的话来恶心我,算是回答或应付我.与一个在理论/思想和观念上契合的朋友交谈,反而是没什么好交谈的了,就在几句话上决斗一下好了,不会相互扯开去,嗲兮兮地假装在展开理论论战了,我把后者看作是智力障碍,因为这是相互理解的开头都错过了.听很多人说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下面的话你不用说了,请直接从你的第二点开始吧,请你先问问我已理解了你将要说的话没有,省得你继续费心.
使我们愉快,使我们觉得当前交往有意义甚至使生活有意义的那种交往场境,总是理想中的.小说尤其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偶遇,那种交往的火花,是我们最向往的交流款式.在生活中,这样的交往真的是偶遇,在艺术品中,才是常态.卢曼说,艺术品使我们的交往升华,我们通过艺术品来更好地观察和社会和我们自己,但是,更好地观察社会和我们自己,不就是象演员演戏那样,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交往角色,作一些一般交往中的自我导演的努力?

陆兴华439 有意义甚至使生活有意义的那种交往场境,总是理想中的,是小说尤其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偶遇

有意义甚至使生活有意义的那种交往场境,总是理想中的,是小说尤其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偶遇

发布时间:2007-03-23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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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天生的原因,我总是不大喜欢说客套话,一努力说,总是格外赤裸裸,被人一下听出,而这反过来对我自己是更沉重打击.过年了,要电话拜年,我总是要筛选了再筛选,非拜不可,才打或上门.就是一般的接电话,我总觉得难受,非要遵守这套说话的格局,说一些虚的.许多人因此对我很恼火.本来,幽默一下,什么事都没了,可我是没能力在电话里幽默的,天生也不是这个料,从小与大人之间就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事情的,至今仍是羡慕别人家里小孩与大小是互相讥讽的.如何局外人似地看自己与人客套,并欣赏着地自我解嘲地这样做着,这对我是难事儿.
可是,我也想与人交往呀,我也知道与人交往的愉快.我发现,我的这一方面的愉快是基于情节安排下与人的偶然碰撞,象在小说和电影中一样,我倾向于将交往场境理想化.我没有能力招徕得或self-depreciating得让交往在我划定的轨道进行,或不想和不愿这样.这就缺乏了沟通技术,做官领导下级,这是必备的技术,我天生讨厌.于是,我发现,周围其实也全是这样的当官型大妈沟通管辖区,全是这样把事和人一块儿做了的事儿,被称为和谐社会.而我这是大大地讨厌的.
这么说,我是看重交往之自由的.可这是一个如此难以实现的理想情境,比好天气还难遇到的!我怎么活?
但我现在是经常遇到一些很善于倾听的人,他们也是精于算计的人,但他们不主动来沟通我,他们等着我作出反应,很耐心,并很快愿意照我乐意的方式来交流.我佩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理解能力,他们等在那里,很深的等待,一些人的交往能力的缺陷,可以被这样包容和弥补.他们就象是新教牧师一样.
我就这个问题还与一个这样的人讨论过.我被告知,但凡我这样有应酬障碍的人,取得相互理解后,一般都会发现是直率的人,所以是值得耐心等待我这样的人作出交往反应的.
我这里要说这个,是我发现一个悖谬:交往障碍有时会成为一个推动交往的助剂.一个细心的人,是会发现对方有时是想说出什么事但没说尽,替对方补上的.这就见到一个人类交往的常见情境:很多有交往障碍的人类,是把这种有补救可能的交往当避难所的,他们不能替自己打圆场,但他们可以躲到别人的交往伸手中.
回头来看:那些说教,那些虚空的客套和逢迎使我们害怕交往中的圈套,我们想躲,但躲不开,我们唯一能躲进的,仍是来自另一个人的交往伸援中.
知识分子的唠叨,我发现其实是一种严重的交往堵塞官能症.象征符号象酵药一样在他们肚子里冒泡,生产出大量的半是书写半是口语的象理论又象口述的东西.不让他们说出,他们就要挤出些被压抑的有点扭曲的东西来,让他们说了,他们又没什么真的好说给我们听,于是,在一阵焦虑的燥乱后,就说一些于丹读论语那样的人人知道却还当宝贝的话,或象汪晖那样,用西方理论术语的中译名编一些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话,来装思想.
我喜欢脑子锋利的人,这意思是说: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用不着将我要说的话说完他们就替我补上了,反过来,他们也不会用我自己早就知道和能推理出来的话来恶心我,算是回答或应付我.与一个在理论/思想和观念上契合的朋友交谈,反而是没什么好交谈的了,就在几句话上决斗一下好了,不会相互扯开去,嗲兮兮地假装在展开理论论战了,我把后者看作是智力障碍,因为这是相互理解的开头都错过了.听很多人说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下面的话你不用说了,请直接从你的第二点开始吧,请你先问问我已理解了你将要说的话没有,省得你继续费心.
使我们愉快,使我们觉得当前交往有意义甚至使生活有意义的那种交往场境,总是理想中的.小说尤其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偶遇,那种交往的火花,是我们最向往的交流款式.在生活中,这样的交往真的是偶遇,在艺术品中,才是常态.卢曼说,艺术品使我们的交往升华,我们通过艺术品来更好地观察和社会和我们自己,但是,更好地观察社会和我们自己,不就是象演员演戏那样,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交往角色,作一些一般交往中的自我导演的努力?

陆兴华438 又是张五常到底什么是中国发展到最近十年这么好的原因

又是张五常:到底什么是中国发展到最近十年这么好的原因?

发布时间:2007-05-26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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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他让我想来回答这一问题.
专制\腐败和社会不公,但为什么仍会有中国这十多年的发展?
张五常的意思是二:一是,哪怕我们到日前为止分析到的原因都不成立,中国这发展是摆在眼前的,我们捏造[也得捏造出一些原因来!二是,我们的理论式理解,是落后于这种发展的,现在我们来谈,是跟上和补课了.
我以前的回答里试图指出这么几点: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外围,社会主义世界的被资本主义世界到灌的瘀积效应,等等.还有什么剩下的原因,可够来回答?

陆兴华437 又一些探戈

陆兴华437 又一些探戈

陆兴华436 又一种时代精神说教

又一种时代精神:说教

发布时间:2007-09-25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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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组词汇来描述我们的时代精神了:感伤,怀旧,自恋和说教.
MBA,娱乐新闻和股票经,全是说教.
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传教,传销和大学课堂里,满是这种说教态度...

陆兴华435 于是,国家成为(展览)人民的美术馆

于是,国家成为(展览)人民的美术馆

发布时间:2011-06-07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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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结果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为了活着的人而去剥削死去的人,为了将要来生活的人,而去剥削正活着的人。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为它对于以前几代人岐视,而对后代又太宠幸(格罗伊斯,《走向公共》,156-157页)。它欠下了一屁股的账。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能将过去所有世代的人都复活,都让他们死去的没有白死,黄继光、董存瑞和雷锋和赖宁和张华都没有白死,他们的死都给我们其余的所有人带来了好处。就给人这样的错觉:这些死去的人到时都活了过来,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某种技术将会偷偷将时间修改成永恒。列宁目前还挺在莫斯科、毛泽东还挺在北京,可笑的是去年我穿着短裤去看胡志明的玻璃棺时,发现他的尸体也象饭店里的塑料模型例菜那样躺在那里:不知道它这样到底想要怎么样。
2-复制、养生和展览的技术,也都是艺术。不像社会主义主体,是要等到那美好的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时,才能风光。艺术是不肯等那么久的。它要使当前和此地永垂不朽。它要帮助人民成为完美,像红歌和文革宣传画里那样样完美。于是,国家成为(展览)人民的美术馆(159)。生物权力是覆盖全国每个角落了。我们连偷偷地死去都不行。中国式专制或西方式景观集中营里,艺术等同于政治,生命等同于技术,国家等同于美术馆了。

3-这时,艺术家并不关心如何给观众提供审美材料,而是关心如何到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上去建立一个完美的公共形象/人格,去使自己永垂不朽了。王广义、张晓刚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在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们试比高了,也像煞有介事地在安排关于水晶棺材的事儿了。

陆兴华434 愚蠢和无能在于善于做总结

愚蠢和无能在于善于做总结

发布时间:2008-02-18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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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官员们最爱做的事。福楼拜说的:无能在于一心想去总结。。。。这是不能理解灰色区域,只想要正午和半夜。是的,蠢就蠢在一心想去总结(la betise consiste a vouloir conclure).
这使福楼拜既贪婪又反感于哲学知识。‘形而上学总不是知不觉地潜入’,一不小心,它就来统治我们。形而上学可能是我们的欲望想扮出智性的样子。是我们的欲望推动形而上学的循环。萨德在那一层次上看到了形而上学对我们的统治。一会儿想哲学一下,下一会就不想哲学;浅尝辄止地哲学一下,三脚毛一下。说是要哲学,其实最怕真的哲学到自己头上。
“康德和黑格尔震聋了我的耳朵,一旦我离开他们的陪伴,就急猴猴地要回到我们老朋友,比他们伟大三倍的斯宾诺莎”。
黑格尔在福楼拜是一个总结大师。

陆兴华433 与Sarah Lucas上床

与Sarah Lucas上床

发布时间:2011-10-16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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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432 与独裁 者打交道容易,与人民打交道,就一地鸡毛,西方媒体里是那里的人民的声音,你听了就不爽

与独裁 者打交道容易,与人民打交道,就一地鸡毛,西方媒体里是那里的人民的声音,你听了就不爽

发布时间:2008-04-20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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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里是卡斯特罗,说几句对你友好的话,你就很爽。反过来,尼克松和美国人民就觉得与毛主席打交道很爽,与自己的选民打交道,可恶。
我们的人民都希望西方媒体是公正客观的,也听大学老师们说是真的蛮公正客观的,为什么一说到中国的民族问题和人权,就不公正客观起来,这是为什么?大家想不通。美国人民是友好的,都会这样说,从毛泽东以来大家都会这样说,可美国人民里一小部分人总是仇视中国人,不为任何好处,只是凭空讨厌中国人地要来说我们坏话,那些主持人,连那个自认为有智商的袁岳,都这样可笑地认为。
但未来政治里,就是要人民与人民打出交道,是康德的共和,还是施米特所描述的斗争,则各有说法。
中国人此次在西方媒体上的遭遇,我倒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那种未来政治,那种正在到来的世界民主,在这一冲突里开场了。
人民之内的内斗,比两国两族人民之间的外斗更真实;我们应关注我们因贫富不均和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压迫更多,别的人民怎么想我们这帮政治-情欲动物,实在是次之又次之的事儿!你们这些狗日的愤青,是在转移我们的政治注意力,我们要对你们不客气!
我们中国人与独裁专制者打惯了交道,只希望压迫我们的人让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个面子先,然后有很有脸地做奴。政治却是要我们去演的。外国人从外国媒体里看到的中国人的脸,这一次是:一点都没有政治文化,一说话,一急,就要威胁用武力,还想抄人家祖宗八代。

陆兴华431 与厄普代克对话:只想将心头意念写出,句子成什么样,就不去管它了!

与厄普代克对话:只想将心头意念写出,句子成什么样,就不去管它了!

发布时间:2009-02-04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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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很文学个人主义的态度。将自己的生活当实验,给自己写出实验报告。使物尖锐,同时也使字尖锐,自己的肉因此变成箭垛(巴尔特:corps bouleverse)。

陆兴华430 与相熟多年的好友一起吃饭,不得不用我自己憎恨的道德谎言去应付,常就成为一件苦事

与相熟多年的好友一起吃饭,不得不用我自己憎恨的道德谎言去应付,常就成为一件苦事

发布时间:2010-02-20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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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饭馆又听到邻桌一人对另一人说“你这样与她/他硬凑在一起其实是不道德的”等等,与每次的情形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应对此作出什么反应。他/她是在用什么和谁的口气说话呀?说话者想象自己是何等脚色?
由于我对于这种日常道德语言的使用可能太过敏感,或我自己的日常道德语太过贫乏,与相熟多年的好友一起吃饭,不得不用我自己憎恨的道德谎言去应付,这常就成为一件苦事。不一会儿,我的同学或朋友尤其是女性的就会拿出这样一个日常道德或人生问题,用半哲学半宗教的口气来与我探讨,想与我一起总结出一个人生大道理来,那时,我真的是无技可施透顶,想到自己的一系列反应的不真诚,心里就很难受。有时候真的想,大家很不容易见上一次面,应先将某些道德、人生和宗教感悟和哲学见解问题列为禁区,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的谈话无法胜任的,而生活中远有更好玩的东西等我们去享用。好朋友之间是分配好了角色的,象排练一样,一到一起就可演出的,应被押进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的角色,是杯具。
我和朋友们因此有一个任务:如何让自己不掉入这样的表达病态里?我想,方法是:与自己作对地写作去。
听好友挖苦我自嘲和他/她嘲,是乐事,是见面的目的。一听总结其人生感悟,马上就有一种读一篇我根本不想读的写作的感觉,因为是当面,必须装出想听完的表情,这就毒害了当时的心情。硬凑场面,将一次没有任何惊险的见面进行到底,这就像去写一个你根本不想写的命题作文。
见面就要吃饭,于是会有那么多像于丹、朱军和卡耐基式教训语言上桌。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起远行,说让我们今晚出发,无论去哪里。那样的情况会好些?

陆兴华429 与一个初中生的对话背后

与一个初中生的对话背后

发布时间:2011-02-09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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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到用功是猛烈使用时间,还是从时间里巧妙地偷取时间的问题。这小大哥的意思是,我反正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了,效果有没有,我哪管!时间对于他有两个作用。一是搪塞,一是逃避。
就说到这样一种情况:作业做好就能玩电子游戏,做作业的灵感就来了,真的很快做好了,这是因为,在做苦力时将自己的离合器先调到游戏的模态上了。这是悲惨的!很多人一定要在打麻将和玩电子游戏时才觉得自己是在游戏了,这多局限。厉害的人是时时在游戏的,你叫他做数学和做理论,他们怎么皱眉咬牙都不行,最后总给你弄成嬉游曲。或者,像人胖了那样,就是一竿子到底地给你relaxed,像邱吉尔,一天敢睡两个午觉,最重要的事,他要点着雪茄之后才肯听你汇报的。
所以,从做作业的时间里偷出一点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只能算小偷;大偷就是哪里都偷的,时时都偷的。你叫他刷个牙,他也给你搞成个四重奏来,上完厕所,他也一定要给你抽出个crescendo来。
不光游戏式的轻松要达到,还应使出力量?怎么下手?
道理还是一样。力量不来自下决心之后。力量来自困了所以写出一段摇滚,睡完懒觉就负罪立功,结果是将明后天的事儿也做好了。最有力者,最无遮拦者,是他们很没出息地屈服于自己的每一个坏习惯,却一边犯着道德错误,一边顺带便读了认真的读和写了认真的写。不是不得不完成一道数学题,而是今天老子弄它三四个花样来变摆这道狗日的数学题,临了说,日你的,我看扁你了,你根本不够折磨我的水平!
德波尔在《景观社会》第163节说到革命计划和走向共产主义的完美时,也说到了如何对待“时间”的问题,理解起来的很是费劲,可结合以上来一起讨论:
 The revolutionary project of a classless society, of a generalized historical life, is also the project of a withering away of the social measurement of timein favor of a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rreversible time which is playful in character and which encompasses, simultaneously present within it, a variety of autonomous yet effectively federated times — the complete realization, in short, within the medium of time, of that communism which "abolishes everything that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individuals."‍
这里,我想这样理解:这个你个人或集体的时间,是照你来、顺着你来的!是嬉游中的时间。共产主义社会不光消除了XXX,它还共时地包容着各种五花八门的自动的而且有效地联(结)盟的时间;那样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时间是照各人自己来定的,那时,人是有办法将他们自己的游戏式时间与别人的结成联盟的。
一个初中生,所以应该是一个潜伏的革命者。他不应该照别人的时间来生活,而是偷偷地按照他自己的仍还神秘的时间(不容易被老师和父母看破的时间)来生活的。他的坏习惯也应该成为他的力量的砥柱。他因为爱吃口香糖,而把这道数学题用不同的方式做了三遍,第二天,他口香糖到手了,却找不到数学题了,就叫他老师像外卖那样快递过来。这样地变态才能将时间调到嬉游档,也就是说,调到“共产主义”档,革命只是这样稍微逆转一下,巴尔特说。

陆兴华428 与以前比,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已越来越局限

与以前比,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已越来越局限

发布时间:2011-02-1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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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比,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已越来越局限。关系美学说,它是来修补民主政治和社会交往的伤口。社会参与理论说,它是社会运动的种子,是微型社会改革。体制批判派认为这是重塑社会肌理,原创地建立一个社会小机构开始等等。

陆兴华427 与中国相比,全球资本主义的的渗透在越南,还只完成65

与中国相比,全球资本主义的的渗透在越南,还只完成65%

发布时间:2010-06-20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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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们从西贡转蚬港直扑顺化,只见越南山村里每一台开着的电视机都在转播世界杯。但在这里电视的清晰度比在中国大陆模糊了很多,液晶的屏幕我还未见到一个合格的。这表明,与中国相比,全球资本主义的的渗透在越南,还只完成65%比方说。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需要一个终极广告,直通世界每一个角落,使一切价格都清晰,世界杯就是。照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这就是基督教的真正实现:可口可乐广告,是人类需要的真正宗教全球连祷。全球人都在信同一种邪教了,它叫资本主义。它有一双瘟神一样的手,所到之处,一切都名实分离,成为人类最大的自我离间计。

陆兴华426 宇宙的奥秘将被提示:最大对撞机将开始动作

宇宙的奥秘将被提示:最大对撞机将开始动作

发布时间:2008-09-06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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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425 语言鼓励我们作出文学式的写作行动!

语言鼓励我们作出文学式的写作行动!

发布时间:2008-01-19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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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特在提醒我们,只有当语言成为一种否定性,成为分开被许可的和不被许可的视野,不再去审查、追究禁忌和理性时,写作才开始。语言鼓励我们作出文学式的写作行动!语言而不是黑格尔式的柏拉图-基督教眼里的“精神”,在让我们勇敢地作出文学行动!

陆兴华424 语言是正统信仰的保证

语言是正统信仰的保证

发布时间:2009-11-08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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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得基督教忏悔的明确性显得纯真。这与邪教的无语形成对比。祈祷必须用语言说出来。语言使基督教从偶像崇拜走到了一种大宗教:有它自己的特定的语义,来战胜它的自我解释中的暧昧和空洞。宗教必须从图像走到语言。语言的图像化,才是它的宣教。
语言对宗教的保证作用首先是实在论式的:用语言形式来担保它有实有其事儿,使人们误以为宗教里说的事儿,就是他们平时用语言在说的事儿。
第二个作用是逻辑上的。语言将宗教图式讲得像是用标点隔开一样的,有了启承转合,有渐进过渡,神性只是一串列表,上帝是一个个可以举出来的特征的集合了。
伦理上的作用:语言的能量只是一种形式,它是要带人冲到世界之外,它只是被利用来为更大目标服务的(III,758-759)。

陆兴华423 语言是字的剧场

语言是字的剧场

发布时间:2011-05-15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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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是一个作品的机体或连串,也不是一个商业或教育部门,而是一种实践的踪迹的复杂的图表:写作的实践。因此,本质上我们只在文学中看到文本,也就是说,只看到了构成作品的能指的纤维,因为文本是语言的浮现,而我们应该去攻击、捣乱语言的内部,但不是用内容去捣乱,因为语言只是内容的工具,而是用字,因为语言是字的剧场。因此,我可以间接地说:文学就是写作或文本。文学的自由和力量不依赖于作者个人的品行、政治介入,甚至也不依赖于作品里的教义内容,而依赖于作家的文本对语言的移置(捣乱、攻击):要这样去看,那么,策兰与雨果一样重要,夏多勃里昂与巴尔扎克一样重要。文学的力量表现在三方面,用三个希腊语概念就可表达清楚:智训(Mathesis),模仿(Mimesis),符境(Semiosis)。(V,433)。

陆兴华422 语言在文本中被重新分配,语言早于文本

语言在文本中被重新分配,语言早于文本

发布时间:2009-07-19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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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重新分配语言,它是这一分配的场地。所有的文本只是一种互文本intertext;其它的文本出现在它之中,在各种可变的层面上,以较可识别或不大可识别的形式;文本里有之前的文化的各种文本在里面,也会掺入包围它的各种文化的文本;整个文本只是种种轮转着的引用构成的一缕新纤维。语言在文本中被重新分配,语言早于文本。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条件。互文本是各种无名形式和一般场域,它们的来源几乎是无法被追溯的,只来自无意识的或自动的引用,是不带括号地被给予的。整个的语言进到了文本中,这是一种播散,不是复制,而是生产(IV,451)。

陆兴华421 袁隆平的伟大成就其实也只是社会分工里的一种罢了,是与你我的平等的

袁隆平的伟大成就其实也只是社会分工里的一种罢了,是与你我的平等的

发布时间:2008-08-02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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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神话里有这么一节是很压人,就是他的不可替代,好象中国没有了他,水稻事业就要完蛋,我们就要挨饿似的。我们的科学史,西方人的科学史,都在贯彻这种逻辑。谁在贯彻它?谁得了利益呢?我还看到:是我们这些并不能得到利益的人也在灌输、贯彻它;我们是这种逻辑的受害者,但我们还是要去贯彻它!我们必须刺穿这一逻辑,才能看清和开始大学研究之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是不计暂时目标,应时时开始和时时坚持的;忘了这种政治,或象袁隆平们那样,假装不知道这种政治,还煞有介事不断让自己获奖,在这一不公平不公正的体制里当英雄,那是可鄙和可恶的。
我们知道,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象袁隆平一样想去做贡献的,做了其实也并不是去牺牲,而是出于利比多冲动,你不要我贡献,我还难受。问题只在于,社会总只是给少数人留出机会,可以做水稻专家,可以来做哲学教师;好社会理想中,必须是让人人都有这样的不同机会分别去做不同行当里的袁隆平的。这就是涂尔干-韦伯-布迪厄三人的观察:每一个人都想扬帆于社会,但路会越挤越窄,最终点是大多数被挤掉拧掉了创造的萌芽,少数人是一定会去自杀。大学里,谁会不想认真研究?因为这本身是很好玩或可能最好玩的事,但我们的一般看法,好象是研究是很苦很不好玩的事儿,是科学家替我们在吃苦了一般,所以为了补偿,我们要给他们更好的待遇。那其实也只是社会分工里的一种罢了,而且是被扫排了特权的一种分工。大学里,于是分出了韦伯说的教授和实验室小伙这样的等级。但韦伯说,百分之九十的教授都成不了足球教练,这话是说,你成了,也只是足球教练,其成就,你知道也是一半以上靠的运气,谁都可以来当,当好当坏的标准很大程度决定于运气;而且你也只不过是足球教练,不是你亲自进球着。
中国的水稻事业如果没有袁隆平,会不会出现一个李隆平呢?我认为会的。出于逐利的目的,总有人会冲出来,要来抢这份经费和荣誉的。只要不去故意压制,每一行当里都会出袁隆平,人人都有可能去当的。在分配的公正上,我们要这样看:不是怕出不了袁隆平,所以我们要给已出的袁隆平格外的好处;而是既是要反对这个让任何行当都出不了袁隆平的那个体制,同时造成可以给每一个人去成为各种方向的袁隆平的公平机会。
我倒不是要把科学家这种事业说得很肮脏,而只是将它说成是与任何一种职业生涯没有区别的。在现代社会,只有得胜的军事指挥官和销售大王,才是过硬功夫的人才,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做的事儿,是经过re{resentation最少的,且要付诸50%以上的运气!科学家是通过那个主导的representation装置,来将他们的符号运作兑换成金钱和荣誉,那是最直接最赤裸裸地动用了这个权力-利益的特权-象征-符号装置的,最最捷径的。
而我们是在另一层,也就是他们的更进一步的兑换,那就是将他们从经费和奖金得来的钱进一步兑换成名牌汽车时,才看出了其道德和伦理上的破绽。原来,他袁隆平也只不过是一个representation之人,也只是在用经费回扣和奖金兑换高级消费品而已,也就是去占有和收藏而已,没有错,但与人们幻想到他头上的精神品格(我连这个说法也反对了),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原来,伟大科学家也只是为钱也就是将昂贵汽车买到家里去塞没法利用的居住空间而奔忙而已。我们的伟大的科学事业原来是也只是靠了他这样的占有之私心在运转。
没有了袁隆平们(我的意思是,本来就不会有袁隆平这样的神话科技英雄的!),是没有关系的。在新政治的各种考虑下,我们都应坚持:坚持劳动分工之间的平等,是我们每一个社会人获得自己的基本尊严的首要政治原则;社会主导阶级塑造和维护的那种学而优式统治、精英统治论,在我们货币-消费-传媒社会里,是极其反动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人都象海德格尔说的那样群众化了,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尽头!也正因此,我们可以开始新政治了,人人都可以在社会这个轮盘上去作自己的挣扎和斗争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去进行政治斗争的机会,相而对而言,是更平均地分配到每一个人头上。袁隆平们是被主导阶级利用的卒子,他的得了好处又卖乖,他的这种优秀科学家的似乎的榜样,严重掩盖了大学和科研机构内部当前严重的不公平甚至黑暗。而我们首先应该向那些自己其实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却媚骨毕露地要去捧袁隆平的人开战;这些糊涂虫,是我们科学研究机构内部政治斗争的很大障碍。
                                                                                                                              

陆兴华420 原创、激进、尖锐、深刻,才能更好地政治。而只有更好地政治,艺术也才能原创、激进、尖锐、深刻

原创、激进、尖锐、深刻,才能更好地政治。而只有更好地政治,艺术也才能原创、激进、尖锐、深刻

发布时间:2010-05-27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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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在景观社会、消费社会里成为如此复杂勾连的东西,你真的要去弄政治,你先得是个艺术家。艺术家做好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帮自己和别人更好地去政治。
要原创、要深刻、要激进、要尖锐,就是要去做触及真政治。艺术做得好,就是为了去触到、搬出那种真政治。艺术的原创和政治的原创是同一回事儿。
什么叫做政治的原创?
这是福柯说的话:我们揭露权力统治真相,我们去与权力压迫作斗争所用的工具,都有待我们去发明(inventer)。也就是说,没有现存的可以让我们去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过程、道路和工具可能都需要我们自创。如何去搞政治?问艺术家去,他会有办法的。
艺术家可能就是这一替我们在一定的历史凑合里创制有力的政治斗争工具的人。或许人人都可以做,但艺术家做得更好更有力一些。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艺术的完美实现和到场,是为了帮我们带来全新的政治。艺术只有真正去做出政治,才能原创、激进、尖锐、深刻。
反过来说,艺术去做到原创、激进、尖锐、深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好地政治。而只有更好地政治,触及真政治,艺术也才能原创、激进、尖锐、深刻。
在这一意义上说,艺术与政治是不分的。

陆兴华419 原创:艺术家身上的那个作者不是原创的开天地者了

原创:艺术家身上的那个作者不是原创的开天地者了

发布时间:2010-07-17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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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也是艺术系统自我区分出来的。在艺术系统内,什么是新的和什么是原创的标准,也时时在变。本源或始源泉不再是根源的在当前的冒出,也不是产地和本源的效应,而是指一种新意的兴起。原创是由第二层级观察所建构,是一种艺术系统的自我标识。艺术家的原创首先是在他自己所属的体裁里的原创,是他自己的风格上的原创,他不能像我们以前说的达芬奇和米凯朗琪罗那样地对一切原创,任意地原创了。作者不是源头的名称和坐落,原创不原创是由艺术系统内的时间点来确定。艺术家身上的那个作者不是原创的开天地者了(卢曼《社会的艺术》,436)。

陆兴华418 原来柏拉图竟是对的

原来柏拉图竟是对的

发布时间:2010-01-17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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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民主是城邦里的事儿,在社会现实里,统治的总只是私心的、自利的个人。在社会中,民主的法则就是人民的得到更多的快乐的原则,是个人自由的表达,这样的个人总是以他们的情性和乐趣得到各式的发挥而不顾集体秩序,来作为行事原则。
民主在当代社会因此不是一种政权,而是一个机构的大集体承包市,在其中,人民消费着他们的权利和快乐。
民主是这样的集市和五彩缤纷的商品的对我们的统治。老师和学生平等了,权威扫地,崇拜年青,男人与女人平起平坐,少数族裔、儿童和动物的权利(《对民主的恨》,42-43)。当代的民主人的机器人图景:吃着爆火花,看着电视里的的虚拟现实,做着safe-sex,领着社会福利金,享受差异的权利,抱着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幻想(97-98)。
柏拉图所不要的民主,不正是我们已完全掉进去的这一种?

陆兴华417 原来印度人民也不知道如何吃得好和死得好了

原来印度人民也不知道如何吃得好和死得好了

发布时间:2011-04-15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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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印度时没有发生被事先警告的那种惊涛骇浪式的拉肚子,只是吃多了在中国不大吃的各种豆,放了太多太多的气,繁忙时可达每五分钟两次以上,吵闹得颇有浦东机场的分贝水平,气场达到了规模,但肚子就是没拉,再油再辣,就是没拉。但3月30日一回到昆明,一吃到平时习惯的蔬菜,真的就发生了被警告过的那种大事,那是整整四天半的忙着上厕所,没兴趣吃,就只在拉了,眼前从来没有飘出来这么多的金星过,走路都要开始摸把手了。
这就是从西天归来?也许西天是不应该有归路的。归西是说我们原本就属于那里的。西天在英语里是复数,应该叫西重天,好多的西天,众西天,所以也要导游指引,才不会迷路的?我这次是不小心去了又自摆乌龙,摸了回来,所以就倒了大霉了?在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中是布鲁姆看见修女嬷嬷就会拉肚子,我是去了西天又不小心摸了回来,猛拉了几天肚子,好回到山寨国与大家接着一块儿狠狠地和谐下去?上回我们是和谐到哪块儿了?
印度的饭菜为什么如此对我的胃口?看来我对中国菜习惯,是一个原初的错误?

2-印度原来是没有饭店的,是讨厌的英国人在那里发掘出八百种以上的咖喱香料,在英国开起了饭馆,于是印度才有从英国传入的街上吃饭的地方。为什么呢?印度朋友简单地回答了:因为婆罗门是不放心别人的手弄的吃的,他们可要干净了,出门是自带吃食,当然,那也是如仙食,是干草之类,几片花就算一餐的。

3-听很有学问的印度朋友讲,如果在西天蹬了脚,再在西天里找西天,那就容易了。一般就是在我身上绑上木柴,我在一边很香地烧烤着,大家在一边打麻将聊天喝酒助兴,事后扫一下地上,将我的灰倒进河里就算完事。
还了解到,去恒河里洗澡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在一个无比干净的小城沿石阶下河,到河里去与像泡在醋里那样的水葬的白壮尸共沐共泳。在西天,看来死真的是一件较方便的事儿。也是一件不很给大家带来麻烦的事儿。

4-听完了关于印度体面人的如何吃再如何死,我是很有感慨。但印度读书人朋友们连忙说,咱印度这些文化其实就是专门用来忽悠你这样有有文化的外国人的。那么,你们中国的当代山寨中产阶级是如何吃牛排的?我回答说是筷子、老酒、黑椒、烧饼、稀饭还搭上臭豆腐一起上的。伟大的SibajiDA Brand教授大笑着对我说,果不出其然,想必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印度中产阶级目前最乐惠的事儿。你们中国的中产阶级想必也是得了癌症西医看不好了就要保护国粹连忙也同时看中医死后请了和尚后还想把尸首往基督堂里也搁上一会儿的,像个顽皮的孩子进了马戏团一样的?我只好回答是的了。大教授说,你还是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千万别去说印度是什么多元文化之类,印度早就是中国,中国早就是印度了。达摩和玄壮都是信口河的骗子。你就不要跟他们一样算了。

5-所以,我的关于印度的吃和死的这些观察,原来还是白做了。

陆兴华416 原作者本身也就成为一个文本,与别的文本无异了

原作者本身也就成为一个文本,与别的文本无异了

发布时间:2010-08-24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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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鲁迅这个作者本身也成为一个文本!与别的文本无异了!我们不再从他的作品里引申出他的语气,不再将他当作一种表达的声音、一种权威、一个大爸爸、一个目标、一个本源、一个主体,而是只将他当作一种纸上的存在,将他的生活当作一种生物-图谱(这是bio-graphie的词源),一种没有指称物的写作,一种关联的物质,而不是一种我们必须进孝的物质:批评的责任这时就是将这个作者的纪录片里式的人物,重新改造为一个浪漫人物、无法修复的人物、不再对我们负责的人物,由他自己的文本之多义来决定其形象:他进入新的冒险,这种冒险不是由批评家来叙述,而是由作者如普鲁斯特或鲁迅自己来说出(巴尔特《全集》,296)。
也就是说,鲁迅和普鲁斯特是像电子游戏里的人物,是孩子们在打的三国游戏里的人物了?

陆兴华412 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发布时间:2009-06-2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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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换句话说,我们在阅读中不应将欲望与其自身的冲动之否定性sa propre negativite pulsionnelle隔离,不管这样做会让机构和传统付出什么代价(IV,930)。阅读的自由照巴尔特看,就是将文本放入欲望空间,或将欲望引入文本。但这是只能自由的人才能做到。在我们时代,那个叫做图书馆的东西代替了我们这个欲望空间。
欲望是冒险,图书馆是让我们的欲望受挫的那个le reel,它是我们的欲望秩序里的障碍物,总是对我们太大或太小,根本就是配不上我们的欲望的。为了从图书馆抽取快乐、满足和快感,主体仍得仰赖其想象域 的扩展和弥漫, effusion de so Imaginire,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俄狄浦斯,这不是四岁时搞的那俄狄浦斯,而是我们必须天天在搞的。不是书里的俄狄浦斯,而是我们自己就是!书是脚本!欲望大,书小!
家里的藏书也不是完全纯洁的欲望的末屑。它是由一种完全不恰当的媒介也就是钱来引入;买了这,就不能买那。钱本身是一种压抑。买就是一种压抑。在傅立叶的乌托邦里,书都是四分钱一本。每本书上应该别着这四分钱,就象旅游地方的山上的望远镜应该免费使用一样。钱是一种诗性金属。必须五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这才能抵制倾向对人类的伤害。书也被统一到那种统一货币的资本主义文明中了。它成了一种剥削和压迫装置。

陆兴华415 源头之神话:王羲之草书《平安帖》

源头之神话:王羲之草书《平安帖》

发布时间:2010-11-19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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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到底有没有写过那个狗日的帖子?我是很怀疑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ad7e10100lwks.html?tj=1
唐代武则天命人天天临抄或宋代用绢盖冒,终于留下比原帖更珍贵的笔迹。原迹呢?兵荒马乱的,或已被李世民葬到墓里了(今人太没有想象力,以为世民同志会像我们那样没出息,以为在嘉德拍出很多钱就一定珍贵,就要陪葬的?你以为世民兄也是你这样的小资?)。反正,原迹是一定要不见的,这样摹本才值钱,或者说更值钱。这么多的摹本真迹,在各地都成为镇馆之宝,一腾挪位置,一拍卖,能增加多少GDP啊!
源头必须没有,有的话,也要追杀掉,绝对不给你留下活口。一部《达芬奇》就因为这个才好看。要是耶稣真的是那个嘴里冒蒜味儿的叙利亚农夫呢?那不行的,快叫007将他干净地抹去,上一个众人期盼的。
连个证据都没什么留下,就书圣长书圣短,要给他的书道留个象蒙娜丽莎的位置。书道是一种宗教么?恋物然后膜拜,用了银行支票后面的很多个零。
那是很多个时代,好几个千年以前的事儿了,连真正的真迹都已不见了,那种写法!魏晋风度,那怕有一笔学像,也就了不起了;恋物者看来,我们今天的写,都是没意义了,无论你多么地规范自己。只有那时,只有王书圣才真正“写”过。
我总还是觉得共产主义立场使人活得轻松一点。它可以让我自信于这一点:我自己身上的那个poieisis,那个大潜能或大诗性创造力里,是潜伏着王羲之的笔力的,没有被训练和发挥出来而已,不用到那么远的源头上去找的。纪念碑和真迹都没意思,只有我们在当前的共同体里的下一代对于书法的渴望里,才有书圣王羲之的真迹潜伏着。
德里达在《书写学》的后半部分对于中国式文字写作的讨论,引发我们对于书法和阉割的关系之思考:儿童其实是爱写的,中国式的专制(听写和临摹式)教育对于儿童欲望的阉割,才能造就书法。而拍卖行里,众生倾慕的真迹的临本的被一个其实对书法毫无兴趣,只敏感于价格的商人买走,这对于那些“根源”和“本源”的恋物者们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阉割呢?
今天的全国黑客状元他那手笔,在历史、那个比黑格尔教导过我们的世界历史更拉得长的历史里,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值多少钱呢?

陆兴华409 阅读,母语资质和政治参与权

阅读,母语资质和政治参与权

发布时间:2007-03-18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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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中有一部人是天生就比较academic的,说他们读书成绩好,我们只能说他们较academic,就象我们说某人有体育特长,说他较athletic一样.,同样,有些人天然具有某种理论倾向,会象文字和象征控制别人.后者总是要玩神秘,想用某种微言大义来吓人.他们是理论的既得利益者.
可是,理论是由那些由非凡体力的人,才能熟练操弄的,就象钢鞭是由非凡臂力的人才能玩得起来.于是,还是由我这样的劳动人民子女因为由天生的强硬的身体,才能真的去啃硬重的理论.我还真的见不到身边有一个比我用更大的体力去啃理论的人.这不是我的骄傲,而是我的悲哀.因为,聪明才智明人哪里真的会去读理论,他们是用几个术语拚凑一下,就当别人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论的搬弄的,汪丁丁刘小枫之类,就是这样的有棉花一般手掌,说几句话就要来不及喘气的娘忍受腔,玩学术,是他们的卖弄呀.他们哪里是真懂理论的.象生活中的大多数事儿一样,这样的繁重的理论工作,一定是由民工们来干的.所以,可以铁定地说,知识分子尽管有闲暇,但他们娇滴滴,他们消化不良,他们睡眠不好,他们往往是读不了理论的.我们见到的是,他们处于劳动分工中,在大学体系里,就有一种场面上理论摆设,弄得很好看而已,那最关键的几斧子,都得由民工来砍的.
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总相信由社会外的真理输入,于是由理论大师的微言大义解读给大家听.因为没有真政治,不能在争执中解决或摆平问题,人们就幻想于用一种九鼎一言来一下子解决问题.于是,看客们忘记了他们的母语资质是其理性所基,就当去相信理论里的逻辑力量了.
其实,我们应相信朗西埃的证明,所有的知识和理论的习得,都是通过母语资质来进行.最好的学习就是象我们小时那样学母语,不知不觉,人人都掌握得一样好.说有一小撮人会理论掌握真理,这就在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通过其独特的道路达到其知识和道德的顶峰,每一个人知识和道德顶峰,都是人类至今最高的发展成果.
现实是,多数人是不参与知识和理论交往的,他们在政治上是惰性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人是落后的,我们要用理论去开导和解放他们.交往总是带有pathological成分的,哈贝马斯用了这个字来概括这种不尽人意.我们只能象朗西埃和巴里巴那样去设想,政治是一个不断被卷入不断展开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人人与人人当真地论争,不得不认真发言,由政治参与带动人人身上的母语资质的开发,于是,象毛泽东所说,有了工人理论家和农民理论家,非知识分子群体里也产生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后者又进一步被淘汰,周而复始...
文革打倒臭老九,后来平反了,于是渐渐出了什么中天,什么于丹这样的臭老九,你说这样的捞什子该不该打倒?在保护他们的人权的情况下,由社会来修理他们一下该不该?让酸臭的知识分子不要象于丹那样到我们面前来恶心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政治参与带动阅读,在政治表达里施展自己的母语资质,演说和论争去,这中间关理论和知识分子什么屁事儿?
而且我们还有了大众电子传媒这样人人可以操作的社会观察工具...

陆兴华414 阅读策略论:每一次阅读干预(interventon)不光占领了文本,而且还策反了我自己!

阅读策略论:每一次阅读干预(interventon)不光占领了文本,而且还策反了我自己!

发布时间:2010-05-23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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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像色拉,不能隔夜。每每有系统阅读的计划,都信誓旦旦,但像一切人类的new year resoluttion,寿命都只不过隔夜。据巴尔特说,睡一觉醒来,我就是一个新身体了,它当然不担昨天之责了,它清白而无辜,但也并不自弃,我还得给它安排新的劳动,这劳动还得对得起它的新生。所幸阅读是可以加高难度系数来成为日日新的身体的劳动的。
身体应付艰难劳动有它自己的办法,不一会儿,它就在辛苦中形成自己的regime,一种重新配方,最艰苦的劳动,也只是喂给它的食物了。所以,原创的阅读必须时时与这种身体的自我配方作斗争,必须找到一种斗争的策略。阅读是与自己的身体隋性作斗争。
全面的阵地战一定不可取。尖刀般的斩首行动也许更可取,但也不一定是最好。那什么是阅读的最佳兵法?
有的人读是要使自己成为百科全书式鼠标,从此用百科全书式眼光去看每一个细节。有的人只是用阅读来丰富自己的Imaginaire,以个人语义库来储备阅读像秋天割干草来过冬,丰富自己就是Google般去奥德修纪而已。本人是后一种人,认为即使是在几秒钟的阅读中了解到一个新语义、一个词的全新用法,就算成就;读多读少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每一次阅读干预(interventon)是否每一次都是一种深入虎穴或奇兵突袭,是不是不光占领了文本,还策反了我自己!我的阅读的每一次胜利是否都终极地推翻了我自己。读了,也就是说我从此不一样了?

陆兴华413 阅读的色情

阅读的色情

发布时间:2009-10-30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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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erotism de la lecture是指:阅读实际上是少有的一种爱欲的实现状态,是色情的、淫荡的:欲望终于找到了它的对象,与它厮磨到了一起。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鲁斯特《追》的开头那一段,少年主人公要躲到楼上那些个les cabinets de Combray的书房里,以免听到奶奶说老头子又要喝老酒了之类。这个阅读间恰好也是那个未被正式命名的家族成员用来兴之所致地make love的地方。那是一个阅读、梦想、眼泪和荒淫的空间。阅读主体是被遣送到想象域之中的,其快乐经济之全部,只关心其与书本的双重关系,在与书单独面面相觑时。粘到了它之上,好象被罩到网下,就如孩子粘到母亲身上,情人望着爱人发呆一样。那些个飘进iris花香的房间,aux senteurs d’iris,是镜墙包围的房间,主体与图像天堂般地捏合到了一起。

在阅读中,身体的所有情感都走出来了,被混合,被像雪茄一样卷在里面:着迷、度假、痛苦、淫荡都在里面发生;阅读生产出了一个被被颠荡的身体,而不是一个被切碎的身体。巴尔特在别的地方说到(IV,937),我们一般的阅读里有太多的恐怖主义式阅读:认定一个学科和原则和任务来硬读到底,像一个原则僵化的不讲理的恐怖主义者,弄得自己不高兴也一定要弄得别人也不高兴。从一种专门知识出发的阅读,都是恐怖主义阅读。
但阅读、阅读的淫荡是与人的肛门性相关,它与排泄也与钱相关。似乎是得到,但可能正是快乐地放弃。它是屯积与挥霍的矛盾结合。
阅读的快乐有三种:恋物、悬念和冒险。冒险就是阅读之后读者也想去写,不知不觉在写了。读着读着就要动手动脚起来,这是阅读的色情逻辑?
我们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会写作、不会凝视和不会倾听的社会,但是,不解放写作,如何来解放阅读?
当代读者是一个希腊悲剧里的主人公(但他也主动应该天天去成为俄狄浦斯),他遭受着比所有他的配角们遭受的痛苦更大的痛苦。他的倾听是双重的。所以,一个真正的、肯定性的读者是疯狂的,不是因为他捏造出了那些不可能的感觉,不在于他的想入非非,而在于他感受到的意义、角度、结构的同时的多重性;阅读向他提供了矛盾律所禁止的那个延展空间。

阅读是一种无限的权利,它让我们敢于迎接意义的两面刃。由于使阅读随兴所致,无法无天,读者就将自己置入一种辩证的逆反之中:终于,他不解码了,他生产了,他储藏语言、他任各种语言穿他而过:它成了这种被穿越。
而所有的阅读主体都是个人性的:欲望着、变态着、强迫症着、想象着或神经兮兮着;而所有阅读主体也是历史的:总是陷于其历史结构内,被意识形态和符码的常规异化了。小说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就是小说。资产阶级没有家庭生活,这种生活其实只是小说。资产阶级生活在小说里(la famillebourgeoise nepeut se dire queparle roman, car c’est la memechose, 资产阶级家庭用小说来自我叙述,只能用小说来说自己,因为,资产阶级家庭与小说是同一回事儿,IV,798)。

阅读是一种永久的失血,l’hemorragie permanente,一种无限的移置,un Deplacement infini。在阅读中,结构嘎然而止:la lecture, ce seraitla ou lastructure s’affole(iv, 927-936)。没有一种系统和逻辑是封闭的,它看上去的严密,只是因为它们还未碰到一种有力的阅读。历史不在文本里,而在我们的阅读中。
阅读总是在一种结构内进行,但由于它是身体的劳动,阅读最终一定是内爆了结构,撑破了它。阅读是这样一种能量:它抓住了那些连诗学的范畴都打捞不住、挖掘不尽的东西。与其说研究,你还不如谦虚地说“去读”。读是远比研究还更原创的行为。

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发布时间:2009-06-2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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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换句话说,我们在阅读中不应将欲望与其自身的冲动之否定性sa propre negativite pulsionnelle隔离,不管这样做会让机构和传统付出什么代价(IV,930)。阅读的自由照巴尔特看,就是将文本放入欲望空间,或将欲望引入文本。但这是只能自由的人才能做到。在我们时代,那个叫做图书馆的东西代替了我们这个欲望空间。
欲望是冒险,图书馆是让我们的欲望受挫的那个le reel,它是我们的欲望秩序里的障碍物,总是对我们太大或太小,根本就是配不上我们的欲望的。为了从图书馆抽取快乐、满足和快感,主体仍得仰赖其想象域 的扩展和弥漫, effusion de so Imaginire,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俄狄浦斯,这不是四岁时搞的那俄狄浦斯,而是我们必须天天在搞的。不是书里的俄狄浦斯,而是我们自己就是!书是脚本!欲望大,书小!
家里的藏书也不是完全纯洁的欲望的末屑。它是由一种完全不恰当的媒介也就是钱来引入;买了这,就不能买那。钱本身是一种压抑。买就是一种压抑。在傅立叶的乌托邦里,书都是四分钱一本。每本书上应该别着这四分钱,就象旅游地方的山上的望远镜应该免费使用一样。钱是一种诗性金属。必须五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这才能抵制倾向对人类的伤害。书也被统一到那种统一货币的资本主义文明中了。它成了一种剥削和压迫装置。

陆兴华412 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发布时间:2009-06-2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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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自由是以什么代价来得到?代价:那有所不读之自由?我也可以故意不读它!
换句话说,我们在阅读中不应将欲望与其自身的冲动之否定性sa propre negativite pulsionnelle隔离,不管这样做会让机构和传统付出什么代价(IV,930)。阅读的自由照巴尔特看,就是将文本放入欲望空间,或将欲望引入文本。但这是只能自由的人才能做到。在我们时代,那个叫做图书馆的东西代替了我们这个欲望空间。
欲望是冒险,图书馆是让我们的欲望受挫的那个le reel,它是我们的欲望秩序里的障碍物,总是对我们太大或太小,根本就是配不上我们的欲望的。为了从图书馆抽取快乐、满足和快感,主体仍得仰赖其想象域 的扩展和弥漫, effusion de so Imaginire,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俄狄浦斯,这不是四岁时搞的那俄狄浦斯,而是我们必须天天在搞的。不是书里的俄狄浦斯,而是我们自己就是!书是脚本!欲望大,书小!
家里的藏书也不是完全纯洁的欲望的末屑。它是由一种完全不恰当的媒介也就是钱来引入;买了这,就不能买那。钱本身是一种压抑。买就是一种压抑。在傅立叶的乌托邦里,书都是四分钱一本。每本书上应该别着这四分钱,就象旅游地方的山上的望远镜应该免费使用一样。钱是一种诗性金属。必须五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这才能抵制倾向对人类的伤害。书也被统一到那种统一货币的资本主义文明中了。它成了一种剥削和压迫装置。

陆兴华411 阅读翻译和政治

阅读\翻译和政治

发布时间:2007-04-05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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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阅读之间只有政治.翻译是处在各种阅读的待定状态中的有待决断状态.
政治不是解决这种待定,给出结果,而是用新的待决断来决断占的决断.政治就是使决断真实和切身,不光关系自己的经济利益到切身,还在其它方面如此.
政治就是迫使我们走出那些习惯性的算计,不使我们局限在那些既有的restricted economy中,那些一来就是老一套的算计中,而是真正响应他者,响应自己身上的他者,去的真的负责,在决断时充分考虑到你为这些他者负责的同时总是牺牲了另外一些他者,要我们敏感和警惕于此.
所以翻译是一种严重的政治,是真正的必须动用的哲学.译者必须为随时生的作者和语言和传统负责,同时负有不这样译就得那样译我伦理责任,同时是一个引母语来最终定夺的人.
译者是个观察自己的观察的人,是个阅读自己的阅读的人,是更远距离外的介入者.他们是政治之中的珊珊来迟的中介者和斡旋者...

陆兴华410 阅读空间和睡觉空间

阅读空间和睡觉空间

发布时间:2010-02-24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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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空间:从这各色坐垫看,主人每天要顾到多少的恼人细节啊·!

陆兴华408 阅读时我忘记自己是在阅读的

阅读时我忘记自己是在阅读的

发布时间:2009-08-31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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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本越多元,它就越不可能是在我读它之前就被写成。我并不是要将它贬入一种述谓操作中,将它置入一种阅读,而我也不是一个清白的主体啊,我也并不是先于文本[存在]的,我这个主体也是拿文本当作演示的对象,将它当作一个投资的地方的。

    这个正接近文本的“我”,本身是一个其它文本汇合的复数,有其多元性,由无限的符码构成,或更确切地说:它是遗失、失落、迷路和失身的(失去了其根源的)。

    阅读不是一种寄生的姿态,不是对于某一种写作的互动式增补。阅读实际上是要去发现意义,发现意义的意思,是去命名这些意义。但被命名的意义是被打发到、推诿到另外的名字上去的[被命名的意义也只是名字而已]。名字是用名字叫出来的!一个名字与另外一个名字相像,就用这个名字去指另一个名字,几个相像的名字合成一组又被叫成另一个名字:我命名,我用这个名字去代名字,我又去重新命名,je nomme, je denomme, je renomme:文本就是这样传递开来的:这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命名,一种差一点点就要完全到达的接近,一种移喻的劳动。

    阅读因此不在于终止一种系统之链,为真理奠基,不是为一种文本的合法性奠基,也不是要挑逗出读者的“毛病和错误”。阅读之要,在于动员和把握和启动这些系统,不是根据这些系统的无限的数量,而是根据其多元性(它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清点):我经过,我穿过,我说清,我擦亮,我不清点。阅读时我忘记自己是在阅读的(III, 126-127)。

巴尔特这里写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阅读本体论。太激进,比德里达的解构还激进。读到这些,我身上发抖:这些话我是哪怕想到,也不敢说、说不出来的。多么地反动啊!真的是在颠覆和纵火了。

陆兴华407 阅读是及物的。它是先触及作者自己的身体的,它是作者的自残

阅读是及物的。它是先触及作者自己的身体的,它是作者的自残

发布时间:2009-09-03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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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从巴尔特的阅读伦理学里理解出来的。阅读不是在增养自己,而是在破坏我们自己。一面是文本的游移,一边是主体的瓦解。越读,我们的主体越瓦解。
解经,弄古典一辈子,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巴尔特的看法是:这种做法是自欺的。你的每次阅读都是对你这个阅读主体的装备?不是的。是相反:越读,你的主体越没有城府的,越没有意和见的,越是坦坦荡荡去面对文本的多元和多重的。
鲁迅叫我们不是读中国的古典,这话我爱听,但他好象假设了和暗认为:西方有科学的书,才是我们应该读的。这话的后半截是大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阅读主体是光通过阅读科学而科学兼民主了的。
我认为,一种较彻底的立场应该是:阅读是自残的,它破坏多于建立;阅读当然也是生产的,但这不是主流。这能解释:很多人一天读书的时间是够长的,但他们越读越没的见识!或甚至象读武打小说那样上瘾;是的,这只是生产,不是一种及物和transcending式的阅读。
扎拉图斯式的新人,是不需要怎么读的,他不需要先自残、自废和自戕,他是当即可以开始他的开始的,begin his beginning, begin thevery beginning的。我们不行。
写作是不及物的。阅读是及物的。它是先触及作者自己的身体的,它是作者的自残。

陆兴华406 阅读王阳明近日得要

阅读王阳明近日得要

发布时间:2010-10-22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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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近来用功,亦颇觉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
打得光明?”
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
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
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
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功夫。”
2-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
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
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
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
累之有?”
3-又曰:“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
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
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
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
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
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
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
亦自能不动。”又曰:“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
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4-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
良知否?”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
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
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
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故
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5-问“夭寿不二。”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
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
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
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
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
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是友愧谢。
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
6-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
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
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
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陆兴华405 阅读文本韦伯政治作为职业节选

阅读文本:韦伯<政治作为职业>节选

发布时间:2007-10-1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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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ke a stand, to be passionate--ira et studium--is the politician's element, and above all the element of the political leader. (政治领袖的主责,是取一个立场,充满热情地去守这个立场)His conduct is subject to quite a different, indeed, exactly the opposit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from that of the civil servant. The honor of the civil servant is vested in his ability to execute conscientiously the order of the superior authorities, exactly as if the order agreed with his own conviction. This holds even if the order appears wrong to him and if, despite the civil servant's remonstrances, the authority insists on the order. Without this moral discipline and self-denial, in the highest sense, the whole apparatus would fall to pieces. The honor of the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leading statesman, however, lies precisely in an exclusive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e does, a responsibility he cannot and must not reject or transfer.(X党是官员,不是政客,后者必须为自己的的行动负个人责任;道德架子高,反而做不好政客) It is in the nature of officials of high moral standing to be poor politicians, and above all, in the political sense of the word, to be irresponsible politicians. In this sense, they are politicians of low moral standing, such as we unfortunately have had again and again in leading positions. This is what we have calledBeamtenherrschaft [civil-service rule], and truly no spot soils the honor of our officialdom if we reveal what is politically wrong with the syste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uccess. But let us return once more to the types of political figures.
Since the tim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and definitely since democracy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demagogue' has been the typical political leader in the Occident. The distasteful flavor of the word must not make us forget that not Cleon but Pericles was the first to bear the name of demagogue. In contrast to the offices of ancient democracy that were filled by lot, Pericles led the sovereign Ecclesia of the demos of as a supreme strategist holding the only elective office or without holding any office at all. Modern demagoguery also makes use of oratory, even to a tremendous extent, if one considers the election speeches a modern candidate has to deliver. But the use of the printed word is more enduring.The political publicist, and above all the journalist, is nowadays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magogic species(记者也是政客).
Within the limits of this lecture, it is quite impossible even to sketch the sociology of modern political journalism, which in every respect constitutes a chapter in itself. Certainly, only a few things concerning it are in place here. In common with all demagogues and, by the way, with the lawyer (and the artist), the journalist shares the fate of lacking a fixed social classification. At least, this is the case on the Continent, in contrast to the English, and, by the way, also to former conditions in . The journalist belongs to a sort of pariah caste, which is always estimated by 'society' in terms of its ethically lowest representative(伦理上最低等的代表). Hence, the strangest notions about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are abroad. Not everybody realizes that a really good journalistic accomplishment requires at least as much 'genius' 4 as any scholarly accomplishment,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of producing at once and 'on order,' and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of being effective, to be sure, under quite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It is almost never acknowledge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journalist is far greater, and that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honorable journalist is, on the average, not a bit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cholar, but rather, as the war has shown, higher(记者的责任感会高于学者的政治责任感). This is because, in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ase, irresponsible journalistic accomplishments and their often terrible effects are remembered.
Nobody believes that the discretion of any able journalist ranks above the average of other people, and yet that is the case. The quite incomparably graver temptations, and the other conditions that accompany journalistic work at the present time, produce those results which have conditioned the public to regard the press with a mixture of disdain and pitiful cowardice. Today we cannot discuss what is to be done. Here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of the occupational destiny of the political journalist and of his chance to attain a posi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Thus far, the journalist has had favorable chances only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Within the party, editorial positions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in the nature of official positions, but editorial positions have not been the basis for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In the bourgeois parties, on the whole, the chances for ascent to political power along this avenue have rather become worse,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Naturally every politician of consequence has needed influence over the press and hence has needed relations with the press. But that party leaders would emerge from the ranks of the press has been an absolute exception and one should not have expected it. 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strongly increased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journalist(记者当不了政治领袖是由于其作用的不可或缺), above all, of the propertyless and hence professionally bound journalist, an indispensability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tremendously increased intensity and tempo of journalistic operations. The necessity of gaining one's livelihood by the writing of daily or at least weekly articles is like lead on the feet of the politicians(要以此为生,天天写稿,所以当不了政治家). I know of cases in which natural leaders have been permanently paralyzed in their ascent to power, externally and above all internally, by this compulsion(天然的领袖也被每天为生计的奔波锁住). The relations of the press to the ruling powers in the state and in the parties, under the old regime [of the Kaiser], were as detrimental as they could be to the level of journalism; but that is a chapter in itself. These conditions were different in the countries of our opponents [the Allies]. But there also, and for all modern states, apparently the journalist worker gains less and less as the capitalist lord of the press, of the sort of 'Lord' Northcliffe, for instance, gains more and more political influence.
Thus far, however, our great capitalist newspaper concerns, which attained control, especially over the 'chain newspapers,' with 'want ads,' have been regularly and typically the breeders of political indifference. For no profits could be made in an independent policy; especially no profitable benevolence of the politically dominant powers could be obtained.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is also the avenue along which, during the war, the attempt was made to influence the press politically in a grand style--an attempt which apparently it is regarded as desirable to continue now. Although one may expect the great papers to escape this pressure, the situation of the small ones will be far more difficult. In any cas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journalist career is not among us, a normal avenue for the asc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hatever attraction journalism may otherwise have and whatever measure of influence, range of activity, and especially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t may yield. One has to wait and see. Perhaps journalism does not have this function any longer, or perhaps journalism does not yet have it. Whether the renunci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nonymity would mean a change in this is difficult to say. Some journalists--not all--believe in dropping principled anonymity. What we hav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war in the German press, and in the 'management' of newspapers by especially hired personages and talented writers who always expressly figured under their names, has unfortunately shown, in some of the better known cases, that an increased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is not so certain to be bred as might be believed(应让记者负个人的政治责任). Some of the papers were, without regard to party, precisely the notoriously worst boulevard sheets; by dropping anonymity they strove for and attained greater sales. The publishers as well as the journalists of sensationalism have gained fortunes but certainly not honor. Nothing is here being said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ng sales; the question is indeed an intricate one, and the phenomenon of irresponsible sensationalism does not hold in general. But thus far, sensationalism has not been the road to genuine leadership or to the responsible management of politics. How conditions will further develop remains to be seen. Yet the journalist career remain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venues of professional political activity(记者工作是最大的政治活动渠道). It is not a road for everybody, least of all for weak characters,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can maintain their inner balance only with a secure status position(有的人需要获得地位感,才能保持发人深省心的平宁,这是虚弱,不适合搞记者和政治工作). If the life of a young scholar is a gamble, still he is walled in by firm status conventions(做学者,也是孤注一掷了,但毕竟还有一点地位感来保护自己,不至于脚底发滑,从政和做记者,那是豁出去了), which prevent him from slipping. But the journalist's life is an absolute gamble in every respect and under conditions that test one's inner security in a way that scarcely occurs in any other situation. The often bitter experiences in occupational life are perhaps not even the worst. The inner demands that are directed precisely at the successful journalist are especially difficult. It is, indeed, no small matter to frequent the salons of the powerful on this earth on a seemingly equal footing and often to be flattered by all because one is feared, yet knowing all the time that having hardly closed the door the host has perhaps to justify before his guests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scavengers from the press.' Moreover, it is no small matter that one must express oneself promptly and convincingly about this and that, on all conceivable problems of life--whatever the 'market' happens to demand--and this without becoming absolutely shallow and above all without losing one's dignity by baring oneself, a thing which has merciless results. It is not astonishing that there are many journalists who have become human failures and worth less men. Rather, it is astonishing that, despite all this, this very stratum includes such a great number of valuable and quite genuine men, a fact that outsiders would not so easily guess.
If the journalist as a type of professional politician harks back to a rather considerable past, the figure of the party official belongs on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st decades and, in part, only to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position of this figure in historical evolution, we shall have to turn to a consideration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s.
In all political associations which are somehow extensive, that is, associations going beyond the sphere and range of the tasks of small rural districts where power-holders are periodically electe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s necessarily managed by men interes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politics. This is to say that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men are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life and hence interested in sharing political power. They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a following through free recruitment, present themselves or their proteges as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collect the financial means, and go out for vote-grabbing. It is unimaginable how in large associations elections could function at all without this managerial pattern. In practice this means the division of the citizens with the right to vote into politically active and politically passive elements. This difference is based on voluntary attitudes, hence it cannot be abolished through measures like obligatory voting, or 'occupational status group' representation, or similar measures that are expressly or actually directed against this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rule of professional politicians. The active leadership and their freely recruited following are the necessary elements in the life of any party(党必须由积极的领导和自由拉笼的追随者构成,否则就会生锈). The following, and through it the passive electorate, are necessary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leader. But the structure of parties varies. For instance, the 'parties' of the medieval cities, such as those of the Guelfs and the Ghibellines, were purely personal followings. If one considers various things about these medieval parties, one is reminded of Bolshevism and its Soviets. Consider the Statuta della perta Guelfa, the confiscations of the Nobili's estates--which originally meant all those families who lived a chivalrous life and who thus qualified for fiefs--consider the exclusion from office-holding and the denial of the right to vote, the inter-local party committees, the strictly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emiums for informers. Then consider Bolshevism with its strictly sieved military and, in Russia especially, informer organizations, the disarmament and denial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bourgeois,' that is, of the entrepreneur, trader, rentier, clergyman, descendants of the dynasty, police agents, as well as the confiscation policy.

陆兴华404 阅读习惯决定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阅读使我们成为象尼采那样的人?

阅读习惯决定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阅读使我们成为象尼采那样的人?

发布时间:2008-09-21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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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读好书就可以来治人治国呢?还是我越多读书,我越无法来做人上人,做导师,做深刻的思想者了?阅读使我们成为象尼采那样的人?阅读是狄奥尼索式的行为?阅读通向疯狂?
欧洲现代启蒙传到了中国,科学式理性成为一种追求目标,结果就是钱学森因为会造原子弹,所以,他一定也是水稻技术权威了。我们在大学里,到底是去求用还是求是?还是去做尼采?
阅读是是去追求那一种终极理性的手段?教材叠在一起,不是科学解决的阶梯?
但罗蒂说,阅读实际上不是帮我们去找到一种能判断一切的标准,也不是带着一种严格的判断标准去读一切,而是使我们入野!让我们at large!我们读我们冒着险去读的东西,是象教徒冒着险地读那些文本一样地热心沸腾:But to say that the novels are morally rather than, or as well as, aesthetically important seems to leave something out. What it leaves out, I have suggested, is the sense of exaltation that readers of these novels share with religious people who come away from reading devotional literature with a sense of having visited a better world. This sense of exaltation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bowled over by the sheer rhetorical or poetic power of one’s favorite passages. Such passages play the role that their favorite passages in sacred scripture play for the religious. They become mantras, and reciting them brings very present help in time of trouble. Thus secular Russian intellectuals, en route to the Gulag, exchanged quotations from Pushkin and Byron, or sang Mozart arias, in order to remind themselves that cold and hunger and wretchedness were not all there was to human life. The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ame freight car were fulfilling the same need by reciting their favorite psalms. The sense of exaltation I am trying to describe is, instead, a result of reading books as wholes, of following plots through to the end, rather than with being rendered momentarily delirious by a startling poetic figure, a perfectly crafted couplet, or a splendidly balanced antithesis。
所以,照着罗蒂的说法推,阅读终究是一种自我打败的游戏(self-defeatism)?爱因斯坦越多阅读,就越不对自己的相对论有把握,如果他还是一个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克服可能的人?我们越多读,就越对我们习惯的那些观念的机构有或没有信心。阅读是在发动我们自己,是我们在创造性地自我克服?
照我们读到的东西去生活是错误的,我们的阅读不应该去指导我们的生活。但你去看看,我们的中产阶级世界里,到处都是说教,也就是说,人人都拿着一本书,点着告诉你,该怎样生活才舒适甚至幸福。你读了报纸和媒体来过生活。说教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原来,我们以为只要不理教士和大学辅导员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就可以的。
所以,可以说阅读就是为了反对说教,你被周围的那些照着书本来说教的人弄烦了,你才去阅读的!结果,你冒险是为了不冒险,你阅读是为了将你自己放进更漂亮的金丝笼里!
思想因其颠狂因其职业化而成为哲学。我们不是读哲学而让我们去思想,相反,我们是怕我们身上的那种象汉语资质那样的哲学能力的衰退和阻塞,才去阅读,来锻炼它。阅读这种精神练习,本身是为了操练我们的这种哲学能力,而不是我们要在阅读中找到评判所有的书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标准,来规范我们的哲学能力!这是象老鼠晚上要乱咬东西来磨牙那样的事情!评判我们的阅读的标准也是在阅读中去寻找到,次次都要推翻重来的!
以道德、宗教、科学和哲学的标的来要求我们的阅读的人,和想通过阅读来冲破道德、宗教和科学和哲学对于我们的束缚的人(The person who hopes to render more confident moral judgments as a result of the study of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treatises is usually hoping to find a principle that will permit of application to concrete cases, for an algorithm that will resolve moral dilemmas. But the person who hopes for greater sensitivity just wants to develop the know-how that will let him make the best of what is always likely to be a pretty bad job—a situation in which people are likely to get hurt, no matter what decision is taken. 《詹姆士和普鲁斯特作为精神练习》),两路大军都潜伏在大学里。这种阅读政治在中国大学里总有一天会象在美国大学里那样你死我活起来。

回顾里,我们看到,一边是鲁迅式的捂着鼻子的猛读传统,周作人的对一切文本写读后感,和陈寅恪的石油勘探式的读历史,一边是顾准式王元化式的找真理找标准找根据地式的李大钊式的扑向式、然后一声炮响被送到的阅读集装箱。我们的传统里真的允许一个人读到癫狂?经学,注经,假斯特劳斯分子的B读柏拉图,海德格尔德里达专家一大堆,我们还没怎么革命性的解放式的阅读,这些捞什子倒先已经不少了!
什么时候我们会不见到阅读这事上有这么多势利小人?阅读什么时候在中国真的成为自我解放自我克服的途径?

陆兴华403 阅读应该是去繁殖符码,在其交互文本性中去看一个文本,将文本最终嫁接到语言的无限之上

阅读应该是去繁殖符码,在其交互文本性中去看一个文本,将文本最终嫁接到语言的无限之上

发布时间:2010-04-05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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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本是嫁接在另外的文本上的。这是一种没的引号和引用。阅读,巴尔特认为,应该是去繁殖符码,在其交互文本性中去看一个文本,将一个文本最终嫁接到语言的无限之上。
这同时,作者被剥夺了财产(III, 651)。

陆兴华402 阅读总是不道德的

阅读总是不道德的

发布时间:2010-05-25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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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权力和道德的猎物,une proie pour les pouvoirs, les morales。
所以,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死的阅读(投入固见的罗网、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复,将字排得规规矩矩),一种是活的阅读(生产出一种内在的文本,与阅读者自己的虚拟的写作同质(阅读者自己在读时就在写))。这一活的读,随着读者渐渐在情感上相信他所读的全部东西,虽然明明知道它是非现实的,是一种劈分的阅读。它总意味着作者主体的劈分,弗洛伊德说过这事儿。它是完全建立在一种与我思的逻辑不样的逻辑之上的。我们应还记得,弗洛伊德认为,主体的被劈分是与变态的各种形式致命地相连的。我们可以说,活的阅读是一种变态的活动,阅读总是不道德的(IV,172-173)。

陆兴华401 越山寨就进步的;关于盗版左派的使命

越山寨就进步的;关于盗版左派的使命

发布时间:2010-10-3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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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丹麦小组Superflex,以说是用了他们的一生和全部的艺术,排练了一部《资本论》。这个野心,爱森斯坦就有。他们的成就,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反,或如何帮助第三世界攻打第一世界。
他们是1968年的那代人后的第二代。Superflex的意思就是,1968年时,他们的父辈抢西方的银行去帮助第三世界闹革命,失败了;现在,他们要用盗版和山寨来攻打西方,而首先是打败那里的大品牌,用的是盗版的方式。它的直义是:西方资本主义装置想用大品牌去统治第三世界,那么,让我们全世界被剥削者联合起来,一起去盗版,反转,让统治者被打个措手不及,将全球剥削链斩断和逆转。
盗版左派故意与知识产权对着干,全面打响copy right和copy left之间的战争。要革命得彻底,就必须与一切产权斗争到底。权利是资产阶级的捕鼠器。
既然是第一世界已经是通过大品牌来对第三世界实行象征统治,那么,第三世界打败第一世界的唯一可能,就是通过盗版。山寨是对资本主义的最直接的攻击。
好了,你一定知道我下面要说什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终于让自己成了那个山寨美国。美国正版,中国山寨。正版三年一次升级,山寨是天天升级。就这么个现实了。中国的山寨是可以被用来对付美国的。
中国不是无缘无故就山寨的。中国的山寨,是美国的忽悠的反面。龙应台和阿波们嘴里的美国式忽悠被忽悠得越高,中国的现实也就显得越山寨。中国的山寨,也是中美不平等关系中的长期的压迫顺差。中国只能是山寨。当中国的山寨辩证地象彩电和电缆一样赶超最先进水平,那时,情况将会如何?
齐泽克在《先悲剧后喜剧》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后,海地的黑奴也受到革命感召,发动了起义,声援法国人民,并要自己建立共和国。拿破仑当然是只允许白人闹革命,不允许黑人也闹的。于是就派兵去镇压。到了那儿,法军听见黑奴起义者和农民军中间响起的军歌,竟然是爱灵顿式的浓厚的《马赛曲》时,都以为自己是站错了阵营。海地是淹没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了,中国不会这么容易被扑灭的吧?齐泽克认为,中国的文革是一次排演。不是为我的祖父母和父母辈准备的,而是为第一世界的无产阶级或任何那里的新政治主体以后最疑为闹革命时准备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草台班子的排演,还会不断出现更象样的版本的。象为美国KBA生出产出喊的旗帜一样,美国新茶党、新共产党的口号到标语到旗帜,都将由中国原装出口到那里。未来全球内战式的真政治里,最好的道具箱,是在中国。连西方革命的脚本,也将在中国写出。第X国际时代,将中国派党代表去美国密苏里州的波音工厂里发动革命,美共一大将在芝加哥郊外大湖上的一只红船上召开?

陆兴华400 灾难还是集中营?

灾难还是集中营?

发布时间:2009-12-08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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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灾难对于人而言是崇高的,灾难片仍是人类的精致想象。
灾难片向我们担保:人类最害怕的一定不会到来,未知的东西更甜美,也更诱人。看了《后天》和《2012年》,我们的心情是哪一种:庆幸?得意?好奇?意犹未尽?恐怕是最后者:我们还想看到更多。
集中营才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局,它却偏偏已落实在我们身上。国家资本主义统治装置通过医疗、警察、银行、移动公司、加油站等生物政治手段,将我们的身体割碎,使我们身上的大多数生命形式都被上邀,只剩下完全无法与肉体生命亿离的好运些最基本生命形式。权力、重力和暴力没有中介地直接面对了裸生命,就像被押赴刑场的死囚。
这种集中营结局惊险么?它是unrepresentable的。没人愿意去说它,因为它讲不成好故事。

陆兴华399 灾难政治的逻辑和语法:民众通过 媒体来指挥政府

灾难政治的逻辑和语法:民众通过 媒体来指挥政府

发布时间:2008-05-1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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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savvy, 这是本届政府的一点最近长进,温加宝是photogenic的,这是明显的。
政府主事者愿意与媒体互动,这是长进里最长进的地方;你演戏好了,政治就是这样的。
在中国,这变得复杂了:没有通过议会式的形式主义中介,就进入了这样的时代,由于这个党的一向的自称人民的党。媒体这一权力-资本力量可复杂了,哪里拧得过它的,一滑,就倒进了可口可乐和华纳公司的怀抱,就好莱坞化。中宣部被跨国大集团的公关公司替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儿?
民众指挥政府,政客根据公共舆论来定政策和施政,这好么?不够好是无疑的。中国的民主这不就是没滑进民主,先滑到了这一媒体独裁里。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想追求的,我总还疑是这种媒体-知识精英的承包政治,它真的不会仍然滑入、堕落到那种货币结算式的承包政治?

陆兴华398 再读《照杜尚来理解马克思》

再读《照杜尚来理解马克思》

发布时间:2011-09-28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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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是艺术史、艺术机构和艺术变了,而是我们观众用来理解、认定艺术的那些规则和标准变了。以我们现在的规则和标准去看,许多伟大艺术不是不好,而是不相关了;什么叫做“不相关”呢?就是说,我们没有一种艺术史来给它们排位了。画画,就说自己在搞艺术了;卖画,就说自己在从事艺术生产了,好在,我们这时代对这样的词语乱用早不在乎了,且人人有权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了。这些装逼着艺术的五毛的问题只是:人人都会、都在玩的,他们非要说自己玩得特别崇高。
2-不是作品是不是艺术,或艺术家有没有用他的手工,使作品里冒出来艺术,手工不手工,也早已不是很重要。艺术家的身体与作品的身体之间,已被彻底切断了那个“有机的联系”。艺术家的劳动异化了,这没什么坏处。艺术品展示过之后,被允许保留其工业品地位,这很好!我们是艺术大生产的时代了。
3-是新共产主义化妆,还是新自由主义精装修?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历了后者的全程:梦想新的乌托邦、纪念和反思革命创伤、提出新的生活方式选择,在其中,欧洲启蒙时代宣谕给我们中国人的政治解放计划、公众参与、激进政治态度和体制批判,我们一个不拉地全受教、玩过和遭受了。
4-杜尚革命将艺术家打回原形:他们的劳动与体力无产阶级的劳动原来并无二致,艺术家被彻底无产阶级化----美术馆里的保安和搬运工的劳动,好象反而比艺术家的劳动少异化。当代美术馆已不把艺术家当作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了。美术馆是将艺术家当无产阶级来剥削的了。
5-网络掏空了艺术史!网络是(景观将人民)无产阶级化的继续。网络最终将艺术家完全无产阶级化。艺术家的身体从此成了现成品,正如民工的身体成了现成品一样。
6-现代性或西方艺术现代主义的主要成就是:艺术家的身体成了对象化的工具。具体点说,现代主义艺术家终于使他自己呆在一个人的监狱里,被关在像电影真人秀Big Brother里那样的透明屋子里,供全国观众窥看----这就是福柯说的panopticism。艺术家就是一个人裸露人给全国人民看的暴露自己的身体的天才。艺术家生产出了自己的那一工作身体,使它被社会规训和监视。想要全国出名?就将自己关在玻璃房,让全国人民来偷窥你的身体的每一举动好了。
7-艺术家是一个除了其天然的、可朽的身体之外有很大的工作身体表面可被展示的人。艺术家有时是展示作品,有时其实是在展示其身体。他们的作品常常就是他们的身体。艺术家的身体中的那部分被称作工作的身体的部分,是可与观众互换的。它是可以出租的。正是这种可互换性才连通了艺术家和他们的观众。
8-哪怕从最私密、最日常的身体层面上讲,我们整个的社会都正在变为艺术家。通过使用Facebook和微博,我们身上有越来越多的“工作的身体”可用来与他人互换和交换了。这一“工作的身体”在我的身上的比例越大,我就越像是一个艺术家。

陆兴华397 再多一个作品、方案,再多一次展出还于事有补么?

再多一个作品、方案,再多一次展出还于事有补么?

发布时间:2011-07-23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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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批评与当代艺术批评一样,都走入这样一个僵局:再多一个立场、作品、方案和计划,再多一次展出,再多进行一次批评,还会于事有补么?你的评论只是多交出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与被评的作品并列在那里,哪怕替代了被评作品,这就会解套,算是解放或拯救了么?
2-批评不是将你自己心里的小九九摆出来,别人的不大好,还是你自己的想得周到,所以应该听你的。你用的手法是不是:你讲了一个更好的故事,或将同一个故事讲得更好,你想用一个更好的故事替代一个打得不大好的故事。批评是要成为比所评者更好的叙述么?一个讲得更好、更合理的故事,就成了辩护么?辩护只是要讲出一个听上去更合理的故事,在原来的故事上讲出更好的故事么?
3-建筑批评听下来,就是一个福尔摩斯探案:之前的那个建筑师是华生,是个易冲动、很容易滑入俗套的家伙,犯了连读者都一见看了会羞愧的错误,不,他替读者去犯了一系列看上去很合理的错误,以便他们不用自己亲自去犯了。他犯的错误是读者在遇见福尔摩斯之前全认同的,所有的证据和事实,都在指向他的合理,这时,福尔摩斯出手了,在常识实践看上去最牢靠处下了手:你们都在这里看歪了,读者小瘪三,这下终于抓到你们的把柄了,看你服不服。
成功的批评,也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探案故事。
3-批评,我们时代还有批评吗?如果有,它是另外一种叙述、另外一条思路、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又一个乌托邦吗?
如果批评者是导游,你用引人入胜的PPT带我们进入一种不好的规划和不好的设计,你这是想要干什么?是在推销给我们另一个产品前先给我们看一个不好的产品,以便我们动心,在接受你所推销的那一个时更义无反顾?
你是批评者,但你搭售东西,这使你变得好无力!那种纯粹、因而激烈于是带着严重的恐怖的批评行动,是如何作出的呢?
4-规划好、造好的街区我们还能把它怎么样?你建筑批评家领我们进去看了,你最后想要我们对这些问题规划和问题建造怎么办?炸了它?从此假装没看见它,天天去声泪俱下地控诉它,变成廉政风暴,从这个问题建造开始直到彻底整顿我们的政治乃至宪政秩序?
你批评了,你像个女权律师,将我们当纯洁少女,要我们去法院控告那个对我们既甜蜜又暴力的强奸犯,我们是将我们的不满写成起诉书还是情书呢?哲学家利奥塔说,像我们看到的目前的建筑批评这样的人性、太人性的批评,是在暧昧地要求受害少女将她心中的不满既写成诉状又写成情书,先声泪俱下地控诉,一会儿就渐渐变成了爱的倾诉。先还不去说建筑批评家是不是另一个潜伏的强奸犯了。
5-开头就全错了。这场罗曼司当初根本就不该开始的。这个律师对法庭说。
那么,必须怎样从头来过呢?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有两个关于如何好好地、本真地开始的经典脚本。
一是海德格尔版。荷尔德林的诗会告诉我们家位于哪里,从哪里“起屋”:河是诗人,它躺在那里的样子,就已告诉我们人的家的位置在哪里,在告诉我们如何来开始规划和设计,这一切与现代建筑教学何干!
二是本雅明版。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第十八节,他指出,我们时代与古希腊在规划和建造的事上没有两样:群众是最后一定能将一个被批评的问题建筑使用成一个合适的器物的;建筑是“用”出来的,不全是规划和建造出来的。群众的触觉(taktische方面的感知)足够粗暴,没有一种凶猛的建筑能招架得住。
反过来说,群众懒得去使用的建筑,那是被打入了水牢,将够它受的。记得我也曾在珠宝大盗石柏魁仓皇奔命的故宫大道上踩过点,发觉那些楼,那些路,那些路砖缝里疯长出的茁壮的粗草,在我的触觉面前,真真正正就像是刚揭开盖顶的坟墓底:它是不再被使用,也是我不想再使用的,虽然它放在明信片里面是那么堂皇的要平东西,得到了梁思成的表扬----或者说他也是很虚伪的:群众用触觉征服了一个明朝造的山寨建筑,建筑师就通过表扬它,来证明自己的眼光到位、有教育意义?
我猜本雅明的意思是:建筑是建立在我们的触觉基础上的,而建筑批评家是用他说的“光学幻觉”或德里达说的太阳隐喻,来定图纸和街景里的乾坤的。他说,触觉通过时间将我们拖进习惯,在我们的习惯前,最霸道的建筑,也只能就范。最蛮横的规划和设计,没有一个能最后逃脱群众的压倒一切的“习惯”对它们的终审。照他这个思路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雕塑和建筑正是我们的身体变态或乌托邦想象的另一头,这两头最终是要“和解”或融合的?没有一座凶恶的建筑是真的能跋扈下去。
6-建造是人的潜能里的一个方向。它是人类的poiesis里的一部分。照海德格尔理解,建筑师和建筑都必须回到它之中,再出来,才成就自己。在这个潜能的天空下,我们毁灭式地建造和建造式地毁灭的能力是拉平的。也就是说,我们时代能造出如此凶恶的建筑来,表明我们毁灭它的力量也同时在我们身上。
建造是本雅明说的起源的暴力,它同时建立和毁灭。我们不用担心造出了如此恶霸式的建筑我们就会对它们没有办法了。这就是他说的,没有一个时代的建筑会轮空(fallow)的意思: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可能是通过建来毁,毁压倒建,这是来自华尔街国际金融资本的律令,是像病症的发作那样没办法阻挡的,我们必须让它快点发作出来,这对我们没什么坏处?
7-剩下的那个大问题就是,开发商的唯利是图、地方政府的假公济私、建筑师的要么拎不清要么同流合污为非作歹、建筑批评家的假装很生气但一被逼得拿出替代方案自己也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下的建筑师,这现状,这现实,我们拿它怎么办?
再复述一下:当我们不用像保姆和年青妈妈那样担心坏的建筑对我们心爱的人民的伤害,知道了群众的更粗暴的使用和习惯,一定会生生拿下最张狂、愚蠢和暴力的建筑之后,我们对于我们很生气的这个城市规划、设计和建造的现实,将怎么办?
8-后一个全然是政治现实、政治问题了,就是斗斗斗了。策略式行动就行。逗它、玩弄它、操它、弄大它的肚子让它非得去打胎、或让它胎死腹中,这同时是我们的手段和目标。做布莱希特吧。
甚至可以动用恐怖。
9-被逼进这些更大的行动之间的夹缝里的建筑批评,从此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呢?无它,与一切批评行动无二致了,就是艺术批评或文学批评了:将理论当作一种恐怖行动来执行,全新地来使用汉语,将汉语使用得好象它是今天刚锻造出来的一样:去清晰、坚定、有力地写作。
建筑批评家之间在哪一点上来罚点球决胜?比谁在动用、依照更高的原则、带着更高的目标,来全新地动用汉语,也就是更有力地去写作。
是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一种比目前我们习见的更有力的写作。你的建筑知识、社会知识、操作经验和理论功夫,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当你批评时,你不是要给我们看一个更好的建筑,一个更好的政治乌托邦,你只是试图在向我们许诺:你将要拿出一种更有力的写作来。它在哪里?

陆兴华396 再论YouTube

再论YouTube

发布时间:2007-02-26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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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的本意是"我播"或"你来播",实际上它现在变成我来看,我们都来看,用我们都来看去击溃媒体的被利益集团垄断.这是媒体夺权.
最大的夺权就是观众将编辑权捏到了自己手里,这可是一种极大的权力.观众可以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里拍摄自己,在镜头前亲切和清新地面对观众和自己,将心里话百分百地吐出来.这真的成为一种卧室政治,政治白热化到家里了.有了YouTube,我们才发现,正规电视新闻里的已很生猛的图像里实际上已经被删掉和过滤掉了什么.我们才发现,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可以如此生动,与任何一个播音员一样好,甚至总是比他们好,因为亲切和认真.当我们面对网路里传来的一个镜头里人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会发现,那面容,就是那个那么容易被我们伤害又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敬重的"他者".
播客是电视的天敌.
[2]因为是用图像传播,它让文化不那么好的人,也较容易发言,而不受文字写作的演说这种教育上的瓶颈的关卡.在镜头里说,不光表达了政治立场,还真诚地由于comment而与别人作了交往,别人也用图像来回答,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不夸张地说,这是古根堡普及印刷术以来,最大的人类交往飞跃,比印刷术的出现还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图像传播,是在更低层面上的传播和交往,更拔地而起,更深入人的下意识,更有全球性.
[3]播客的平均长度是2分30秒,这刚好是电视时代和消费社会里的我们当代人的关注长度.报纸和电视分栏目和行业,表面上面面俱到,播客里是又短又乱,这会不会显得不专业不深入?
不会的.新闻是相互筛选的,我们不需要都读,就能了解今天了解现实的.就是只需要看看大家热门于看什么,就可了解新闻和形势的.比如说,美国会不会打伊朗?你从大报记者看和听专栏作家分析,与看几则播客之间,会有什么差别?大报记者不也就是在加油添醋地谈会打或不会打而已.
总有几个新闻在领其余的新闻,来领航社会的眼光.观众的眼光一刷新,就又亲切和清新地面对现实了,哪里需要记者和媒体的语重心长!我们受不了看电视读报纸,就是因为受不了主持人记者和编辑的嚼舌头,把我们当小孩哄,连没文化的人也是受不也这个的.播客终于把观众从主流媒体的那些恶心的主持你手里解放了出来.
大家爱看才成为新闻,美国式的普及全球的现代媒体,本身不就是这样的么?

陆兴华395 再论阿甘本的关于艺术作品的源初结构

再论阿甘本的关于艺术作品的源初结构

发布时间:2009-12-08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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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去看艺术品,是希望借助它而将我们自己甩到一个更原初、更源头的时间中,非此,则我们总泥于当前的深渊中。作品就像是我们使用的一张弹弓一样,是一个trajectory,将我们送入那一真正的历史空间。
班上一个同学提醒我,这的语气里,阿甘本是要说,艺术作品是剩给人的唯一的通往他的本源时间、到达其真正的历史空间的入口。艺术品是唯一还能让我们间接通达人的真正历史处境的入口和通道。也就是说,我们当代人并不处在自己应该处在的真实历史处境里,我们需要艺术品的帮助,才能进到那种使我们大勇大智地去行动和认知的本真历史空间里,那个“农妇的世界”里。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也将艺术作品比喻成一个跳床、弹弓,springboard:它不仅是它自己,它使物成为物对我们存在,使人升跃,存在到真理中。作品里有什么?有艺术。艺术中有什么?有那个源头,那一自己给出也自己隐去的东西。那个源头里有什么?有人的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世界开放。艺术作品是神离开这开始昏暗的的世界前留给我们人的认识自己之存在之真理的秘器。海德格尔更是一个艺术一元论者:每一个作品都全新地揭示人的存在之真理,是一次彻底的刷新,我们在每一个艺术品上去前所未有开了眼界。不是艺术作品各各通向各个世界,而是后一个艺术品刷新前面所有艺术作品的通向某个世界的已有纪录,某一个作品是我们当前的进入我们的本真历史空间的唯一入口,在这一刻里。一个盖过以往所有,梵高盖过料凯朗琪罗。
阿甘本很好地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原初结构”的意思是:它最起先是要干什么用的?海德格尔的“本源”应译为:艺术作品中隐含的那个我们的世界所开放地面向的给出又收回自己的人的本真历史空的源头。

陆兴华394 再论艾未未: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

再论艾未未: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

发布时间:2009-07-03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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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常见到的艺术家对现实的批判,我一般能同意,但是当他们要向我指出他们想要的世界后,则总让我大倒胃口。
反对GD党集权专制,好的,请你说出一种新政治来让我期待。要生态、要保护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和自然的生态圈,好的,请说出你将怎么着手。我相信你,我让你来当导演,我愿意被你排练,但请你准备好脚本、把人叫齐了。
我见到的每一个艺术家在这方面几乎都是呆鹅:想用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现实来替换这一个,临了,却自己也没闹明白自己要去搬来的那一世界和现实到底存在着没有,到底搬不搬得动。他们根本不该去尝试这么做的。
陈丹青,一个很小资的没有批判能力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我一般不屑于称为艺术家,他可以去与布莱希特比么?)说了很多想很有格调的话,捧来捧去是捧出来一个鲁迅来,居然是认为我们没有吃透鲁迅,而不是因为陈自己的当不好艺术家而想来当理论家来替中产阶级说教,又说不出东西来,才造成我们的语塞。陈丹青手里和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更好,是可来替换我们身处的这一个的?说了那么多,还不如来排练我们。
艾未未的《中国人来了》,我认为从一个像我这样的懂当代欧洲政治哲学的人看去,是毫无新意的:巴利巴的〈有一种全球文化么?〉在1997年就在卡萨尔斯的DOKUMENTA12上讲过了,这个装置只是图解了它。我的意思是:政治哲学家讲的往往比艺术家讲的清楚;这个装置对这个主题的图解其实是不了了之的,但哲学家如要来讲这个问题,就得负起它的责来,得自圆其说。我的意思是:艾未未无法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样一个作品只是图解了一种欧洲政治哲学研究溢入大众媒体圈后的言论立场而已。做起来,远不如政治哲学做起这个话题来来得轻松。他可以做得更多更轻松但更激烈:去导演我们的新政治。怎么导怎么排练?这是无法回答的,就因为它是导的;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也即在此,它的讨论的创造性必须达到像导演与演员之间讨论脚步本和演出时那样的激烈程度。
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艺术家的批判都是如陈丹青这样地半吊子的,哲学教师或理论家往往比他们负责任,往往肯负更多的重力。艺术家的政治,像陈丹青式激昂的政治言论,只是一种烟雾,往往是为了扮演和提升他们的艺术家的社会资格,来增加自己的言论权威。到底要反对什么,到底想将什么样的新政治引入我们这个旧的僵化的政治中,他们往往也是说不出的!
我们用来批判这一个世界和这一个现实的那一世界或那一理想,不是艺术家替我们梦想出来的,而是我们集体在政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不知道这样一些“平行而开放的未来”在哪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要等待新政治主体到场、出演,由他们的行动实现出来的。
那些像陈丹青这样的老三老四的艺术家往往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要强加给我们的那个世界本身不是不好,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说它好,没错,但对他是肉的东西,对我却是毒药,这中间就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我们会窒息于他的世界里的。这样的世界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共同的政治世界里斗争和冲突出来的,他却要白送我们一个,你说我们敢要么?
伟大艺术家是怎么做这一个事情的呢?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呢?
巴尔特认为,只有布莱希特和安东尼奥尼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批判只有布莱希特,凝视只有安东尼奥尼,这两个才是他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因为他们具备三种素质:睿智、批判与脆弱。
布莱希特是通过一种快乐的写作,来与一切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异化作斗争,只是要在现实里改变现[实,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叫到舞台上来,当场对质;阶级斗争的现实在他的舞台上作短暂中止,像艾未未号召我们的那样在七月一日罢网一天,人人作自我反思。安东尼奥尼的凝视,则是一种持久的注视,它使社会不安,使僵化的现实开裂,这是一种要造成社会-政治地震的注视。艺术家自身的脆弱,造成了艺术的身体成为社会政治的实验用兔这样一种后果,他要在他自身显示:一是社会和时代之变,二是他个人在这种社会和时代之变中的变。
当我说艾未未其实不知道到底想反对什么时,我是指:他并不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世界或现实的版本在手上,可供我们的批判和反叛之用,他也没有明白社会中的政治代议的机制,他也没有理解他是站在那一利益方来斗争和反对的,不知道我也会反对他的反对的。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反对又走到那种“匹夫有责”的逻辑上去了!而我认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再也不应该这样去搞政治了!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陋习,一个艺术家如果这样,那他就不好算是艺术家了。
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去为我们排练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格外需要的新政治。

陆兴华393 再论艾未未的“政治”:给我一个不大山寨的殉道者让我去敬畏敬畏行不行?

再论艾未未的“政治”:给我一个不大山寨的殉道者让我去敬畏敬畏行不行?

发布时间:2011-02-05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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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个友人不同时间里提醒我,阿波和未未一个被关在牢里,一个与当局斗争,我们是在场外理论着,一定要在道义上支持他们才行,否则,反而显得我们评论的人太卑鄙。总之,在上面这一点上,他们认为,我是没法不跟进的。我必须同情他们实政治里的斗争。这没什么大问题。我同意我应该在道义上同情他们的斗争和付出。
我异议的只是他们没法摊开来给我们看,需要共同论证才能搞清楚的那种政治、政治目标。他们的政治目标过时而小气,对于我们的水深火热的现实而言,简直反动得很。
我简单问:这两人的斗争要给我们其余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制度和秩序?他们自己想清楚了没有?
通过西方式的公关运作,通过与西方媒体的应合联动,阿波和未未通过斗争想要带给我们的那种统治秩序,实际上早已通过华尔街或通用或国债或中国大陆五百统治家族在美国的遥控下的里应外合等等,压到了我们头上,它是什么滋味,我想我们现在也都倾诉得出来了。有个红党在那里跳大绳,打掩护,收佣金,那只是幌子,统治我们的那一个秩序,几乎就可以说是那最大的五百个大家族撑起的资本-景观国家装置。它在越洋统治着我们了。我们跟着阿波和未未斗争,难道竟是为了争取这一秩序的早日到来?而在此同时,钱云会们正被轧到这股浩浩荡荡的统治势力的车轮底下。未未和阿波的命运这不就与钱云会村长的命运在我面前短了路么?这是谁没心肝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统治秩序在中国特别恶劣,在美国本土那里还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像王怡那样,幻想将美国的立国传统和宗教精神与其跨国资本一并搬过来,全套的民主家具一样不少地都过来,就能用一种更好的统治版本,来替代目前这个独裁经济官僚统治机器的不好版本。但是,我听见齐泽克说,目前统治着我们中国大陆人的这一红色机器,其实已经是最新最高的版本了,以后美国人从将被拖进这个红色机器里。我们哪里有得挑!突然间,我感到阿波和未未们的政治诉求和奋斗目标太矫情了:一种残忍地压到我们头上来的东西,难道还需要我们艰苦卓绝地去奋斗得来么?我想不通。
我应该不管怎么样先跟着他们去斗争,既然有这么伟大的当代曼德拉替我在坐牢,这样的伟大事业艺术家在替我出生入死地搞政治抗议?他们的事业应该成为我的事业?不顾其政治上的冬烘,不顾其公开支持美国侵略伊拉克还能得和平奖,要让西方人到中国殖民三百年就为了有个好民主?不顾其到西方的媒体上炒作自己的政治抗议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声望?政治就是这样作作秀的么?政治就是这样目标都没拎清就可以开始的么?
我总感到这一篇命题作文是越写越不通了。这样两个伟大的殉道者还被我在这里这样议论着,不是我这个人没心肝,那一定就是在我们的国度里,连殉道者都一不小心就是假的,政治斗争的目标也可以不动脑筋地山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一帮真的是要永远没有救了。往下想,我是真的要起鸡皮疙瘩了。我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道里?你给我弄个一个不大山寨的殉道者去让我敬畏敬畏好不好?
所以,才冒出这两个大问题:
1)一般而言,我们在当代应开始一种什么样的新政治?
2)具体到未未而言,艺术家应该怎样去政治?或者这样问:参加一般的政治抗议时,艺术家就是像其余的人一样在抗议了,艺术是怎么样艺术地来政治的?或者问:艺术家是怎么样用艺术来政治才比较可取?
我在前面几次实际上展开了这些方面的讨论,是值得继续往下探究的。

2-我评论中流露出的政治立场对朋友们显得太激进了。这一点,我自己这样看:做艺术和做理论都一样,都作着一种高速运算。我的理论如能到达这么激进的一个点上,你要我留步,退回到你的很“二十世纪”的立场上,来应景,这是做不到的。
理论的作用就是先做数学式的草稿运算,再开始别的,这可以省去你的艺术的工本费。如果你用一大堆的艺术品讲出的道理还不如我的理论讲得超前,那我们只能舍弃你的艺术品。我想这就是艺术和理论的关系。
做艺术,然后同时也去做了政治,一般的情况是这样。但在未未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他是先做政治,再做艺术,所以我们才发现他的艺术太“鸟”、太“水”。未未要么在政治上真的很激进,要么在艺术上真的政治得很激进,必须二取一,这是玩不了杂耍的。
哲学家朗西埃认为,艺术总是到了别处,艺术就是要冲到最前面,到了你意想不到的别处,政治是事后来跟进的。艺术家撬动了社会的共同感性,使它摆不平,需要重新来分享和切割。艺术家是制造摆不平的专家。从这个角度看去,艺术必须走在政治前面。政治无法为艺术提高身价。政治无法去代替艺术。
3-阿波和未未对于我们到底算是个什么形象?阿波是我们的殉道者么?未未是我们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么?我晕了。

陆兴华392 再论此次不列颠大选

再论此次不列颠大选

发布时间:2010-05-12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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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不列颠人民是如柏克所说,decided not to decide。过往,这会被看成政治僵局,像斯努克的开球后的长久入不了洞。但是,现在,我们的眼光变了。
三个左中右的党不论怎么区分,它们都无法真正相互区分。对于特别清醒的人还是对于特别不在乎的百姓,这三个党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了,making a differerence by making a difference,政策公关都是太厉害,一个比一个强,所有好听的标签都贴到了自己头上,但这下选民就选择不好了,都是看上去一样的了。政治就僵化在这几个死板的动作和姿势上了。
这种曾唤起我很大激情的所谓议会政治,也就是这副僵化的样子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走不了、走得了时也不会再去走议会道路的了。
Behind the scenes: The empty cabinet table waits
The empty cabinet table at No 10 awaits the new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Behind the scenes: Gordon Brown and family leave Downing St
Brown and family leave Downing Street applauded by political staff and civil servants
Behind the scenes: Gordon Brown takes the phone call from Nick Clegg
Brown takes the phone call from Clegg that seals his resignation. The Liberal Democrat leader elected to support a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David Cameron at 10 Downing Street
With the world's media watching, and after a long and turbulent five days of negotiations and dropped deals, David Cameron finally takes his place as prime minister. Photograph: Dan Chung for the Guardian
Conservatives arrive: David Cameron and Nick Clegg walk into Number 10 Downing Street
The new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with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Nick Clegg, walk into Number 10 Downing Street

陆兴华391 再论大学里的理论工作

再论大学里的理论工作

发布时间:2009-10-09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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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来讲,理论不是一个可以教的东西。理论只是师生可以快速在其中进行运算的装置。讨论时用理论应该比用日常语言更便捷,但要求双方都稍有训练。它是知识分子同行之间的最方便的对接方式,但与政治实践与历史不相关。理论对于普通民众是复杂的,那是社会异化的结果;在革命状态下,巴尔特认为,理论与实践就相结合,人民自己会去寻找和找到他们需要的理论的:不需要向他们外送一种理论。革命后的状态里,理论就不需要了;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夹生的革命后状态、在资本-议会民主政治的僵滞中,理论才会那么繁花似锦。一个好的社会秩序里,我们要理论干吗?
阿尔都塞认为,理论是一种阶级斗争场域,我们到理论中去,是为了在其中更清晰地演示阶级斗争,理论分岐是阶级斗争的预演。理论不是意识和思想改造,不是启蒙,而是在概念之间展示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是被我们这样使用的一个常用装置、习惯剧场;读马克思是为了将我们时代、我们的理论共同体内的阶级斗争搬演到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话语-理论装置中,在其中演算。
好的,大学知识分子搞理论因此既不是像作家那样去追求商业利益,也不是像公共媒体知识分子那样通过为社会中的主导阶级说项服务分得一杯羹,而是:像先锋理论艺术家那样去做装置,他们的哲学通向阶级斗争,他们的理论通向阶级斗争,他们的学术通向阶级斗争,他的思想通向一种集体行动意识。理论只成为一种艺术。艺术成为理论。理论教师的出路,我认为是去成为艺术家,而不是越来越将自己看作社会的教师爷、神父和裁判和法官。左派理论教师的研究,其前提就要求他是一个反哲学家、反学问家、反思想家,不光应放弃将理论当作炫耀,更应无情出击,去斩断那根资本主义统治链,去颠覆那个被社会主导阶级维护的共识-消费链。
这里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大学理论知识分子是要靠理论来吃饭的,怎么可以说得它是那么不能产生利益的东西呢?
想努力说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别的用意,只是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接受它既被社会中的主导阶级和主导意识形态反感,又使理论者自己捞不到任何好处这一事实,在心理上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
理论的确是一种自我打败的游戏,一种只让你失去的装置,努力它只是为了舍弃它。但它也是一种更具历史感、更真实地思考的途径。它像我们的呼吸器官,你无法去谈论它到底有没有用,因为它少是断不能少的。
我们表面上显得比以前更自由和更开放,但我们也正在被更复杂的机构和权力统治,被更不确定的机率(ratio)摆布(比如说被房屋按揭、保险、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摆布)。理论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变态的反抗。可以说,我们的当代处境越变态,我们的理论就会越复杂。
巴迪厄说,共产主义假设是一个很有力的立场-位置,它使我们有底气说,现实是暂时的,一切还有待重新开始,安排和装点现实,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欺欺人的游戏。共产主义假设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必需的假设:回到它,一切归零;否则,我们的理论会没完没了,精致到无用而病态。理论最多只是我们的一种话语姿态,太精致就反而没有力量。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理论工作在社会中怎么会显得如此无用时,应多想想那个共产主义假设。

陆兴华390 再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艺术从此可以爱干吗就干吗去了

再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艺术从此可以爱干吗就干吗去了

发布时间:2011-06-1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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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中隐伏着这样一种看法:艺术因为怕哲学来鉴训,所以一直都夹着尾巴做人,越来越弄得它自己像是哲学了。放眼望去,艺术都成了对于自己的哲学式自我定义了。艺术家在作品中做的是哲学了。艺术做好哲学,来被批评做得不够好,从来都是这样。
真的是可怕的一桩历史错案:哲学从来都是拿艺术当替罪羊,从来不让艺术自己爱干吗就干吗去。我们以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让艺术安生,原来是哲学真正在其中捣鬼,在散布艺术是危险的这样的谣言,让艺术生不如死。
所以,说得俗一点,艺术终结了,意思其实是:艺术终于自由了,艺术再不要哲学家来管了,艺术其实从此可以彻底不鸟哲学了。艺术从此可以爱干吗就干吗去了。这不很好吗?不,艺术家很多反而感到难办了。
丹托认为,他是从波普和极少主义那里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想,这个时候,被扔在垃圾堆里的鲜亮的可乐罐也常向我们一闪,使我们终于也拿不定主意、不敢就直说它不是艺术品了,这是我们的时代的福气。我们多了这样一份心思:要是这真的是安迪沃霍尔来上海旅游时不讲卫生乱扔在那里的呢?谁说得清。艺术终结了,意思是:谁都在搞着艺术了。谁都可以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你只能随它这样了。你能抱的态度只能是:I can like it all(《为艺术守灵/在艺术弥留之际》,95)!
2-所以,听到艺术终结了,艺术家应该首先高兴才对,它的反面意思其实是:哲学fucked up了,从此不能再到艺术里来称霸了。
3-艺术终结后的状态,就是我们今天。
依我的天真理解,艺术终结了,意思就是艺术经由杜尚和安迪沃霍尔这两个助产婆,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艺术家从此爱搞什么就可以搞什么去了,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餐后写文学评论,而用不着宣布自己其实是干什么的,到底是不是艺术家,或假装不是,好象你是做着好几层的潜伏似的。用沃霍尔1963年的美国腔来说,就是:“How can you say one style is better than another?You ought to be able to be an Abstracy Expressionist next week, or a Pop artist, or a realist, without feeling that you have given up something。”他点出了很多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软处。
已经宣布过艺术终结了,你们真正自由了,这时,你们反而觉得很失落,很想往组织那里靠拢了。各去干各的了,唉,你却来劲了,要跑到威尼斯,去视察国际艺术奥林匹克,想要去轧苗头,看哪种风格正在走红,自己可以偷几招回来。这算个什么事?我们宣布过完了,你还在那里来劲,还一个劲儿地说找不到艺术。老实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跑到威尼斯还找不到艺术的人,全是睁眼瞎。我坐在电脑前微风吹进窗里就带进来主妇们用洗衣机和微波炉做出的艺术的气息来,哪里还用得着去找,都是一捆捆都在,你非要说到了威尼斯和伦敦都还没找到,你犯嫌不犯嫌?而且最可恶的是,你爷真的找到了艺术后,其实是马上就被你冷酷地像棒冰纸那样扔掉的,你倒还先找得个来劲!你压根就是三心二意要艺术的。你得艺术终结后的艺术里歇斯底里症:给你的,你不要;到处都是,你却装看不见;找得到的,你都不要,却一个劲地抱怨找不到。除了打屁股,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你。
你看人家沃霍尔的意思多大度:像我这样每天看一杯咖啡下去能涂出几个字来,一次次重复,若是我脸皮厚一点,也可自称是在做艺术,也是一种风格,在艺术终结的时代,这是我的自由了,我这样光明正大地去宣布好了,这样傻傻地做着,也不算是什么大奉献和大投身了,不一定非得需要像徐冰和蔡国强那样动辄上千万地花进去,烧着基金会的现金地来点亮他们的内心和诗意的。
可是,我们就是不肯安于这个本分,像个不懂事的儿童一样,戏完了,还赖在那里不肯走,影片字幕都快放完了,各位还是不肯起身。这就是我们的当代状态。我再也拿不出别的办法来说服你。

4-我个人的观察是,好象害怕终结的人,才是艺术家。终结处,一切都轻飘飘起来,多好的状态,我是最爱终结了。但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好象都是故意不想听懂终结是什么意思,他们硬是不想让自己知道什么叫做完了、没有了和解散了、各各自便到底是什么意思。

4-什么是波普?波普是艺术终结时代的最后一种艺术形式。它终结了我们对于艺术的本质和意义的追求。艺术家咬紧牙关,从此死也不肯做哲学家了:他们波普了。艺术家通过做波普来解放自己(86);波普的意思是:艺术家只做艺术,不要美学(它是哲学派过来对付艺术的),也不要哲学。波普:艺术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此再也没有纯艺术的标准例子。艺术品应该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休想来告诉我。艺术?还是非艺术?这不是视觉上的问题,而是个概念上的区别,无关紧要了。杜尚的意思是,如果这只尿壶是艺术品,那么,其它那么多同样的制品算不算?如果这算是一张状纸,它告诉倒了所有的学院落派、所有的艺术本质主义者!我们手头的那个本质主义原则早就破产了。
什么叫做政治波普?这概念丹托认为是不通的。政治波普的意思是:统治艺术的那一柏拉图式政治形而上学,就是要艺术继续去做哲学,要艺术去做哲学自己不肯去做也决然做不了的事儿。政治波普遍的意思是:让哲学再统治艺术几百年,二百年了,我们仍装聋作哑,假装艺术还未终结。
用波普去搞政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事关重大。

5-丹托好像有这样一种假设:艺术找不着北,是因为,哲学不能使什么发生,就要逼艺术让什么发生,所以艺术总是猜度哲学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发生。所以,艺术的终结是一条金蝉脱壳之计。
黑格尔说哲学只是在灰色之上用灰色来画灰色,于是生命之树很快就凋萎。哲学从一开始就拿艺术开涮(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时代的哲学家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使艺术完全听话,艺术也想主动成为哲学的一部分时,艺术就是在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自己整自己了。所以,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哲学地治好了艺术身上的哲学病, philosophically curing art of philosophy(76)。
6-2004年丹托重复他的艺术终结论:艺术终结了,就是每一个艺术家从此都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了,当然也就可以幸福地做艺术,而不用付代价了;那什么叫做“幸福地”?他回答:幸福了,就是再也用不着为某种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为某种精神性,为某种神话,为艺术哲学,或为任何一种艺术史去讲故事了;幸福了,就是你可以爱干吗就干吗,用不着一定要在作品里讲个故事了!
7-艺术在今天应该是幸福的了。它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它宣布要找的东西。它哲学,那它也哲学得有它自己的哲学了。
现在的问题是,艺术好象开始不要它从1963年左右开始一直在找并终于找到的东西,它现在是吃不了而只能兜着走了。它的这一场苦恋、这一次苦旅,好象是在作秀呢。
8-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家:波尔克、里希特、托克尔。

陆兴华389 再论关于将理论当作艺术来做

再论关于将理论当作艺术来做

发布时间:2008-10-30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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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西埃对艺术之政治性的定位中,马拉美的要在诗歌中固定同时代被最广泛接受的感性生活的基本形式,是与象BaUHAUS艺术家做的事一样的:使器物的形式和功能最能切合时代的精神和同时代人的存在感。艺术家是在提炼这时代最具有凝聚力的共同感性生活形式,其政治作用,也正在于此:使人民想要来寻找共同的感性形式,在一种共同性里生活,使我们这个感性共同体里的生活被振拔,这种感觉最深时,就是我们从一场成功的话剧演出里走出来时的样子。剧场是展示这一点的场所。
我想理论工作也是在这个层次上说,才是艺术的,也就是说,才是政治的。理论工作应使人民认为这种理论运算是有助于他们的政治行动的,而首先,这种理论工作要向人民提供一些新的感性共通形式,他们生活活着来撑起这种形式,将将这种诗歌和理论里的新生活形式,当作日常生活的追求目标。理论是一个动名词,意思是“做理论”这一回事儿,它真的相当于勋伯格的要把全维也纳的所有咖啡馆的杯子的形状都描下来一样,也就是说,要根据人民最习惯的那些感性生活形式来与他们交往。所以,列宁式的写作,才是最象理论写作的。工人阶级被理论武装后,其生活就象舞台上的话剧演员那样了。马拉美也说,女舞蹈演员不再是表现,而是一种身体写作: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表达对于那些可能形式的向往!观众有共感,是因为他们也有了对这些很难追求到的形式开始向往了。理论写作的冲动,仍是我们的追求好生活的那种冲动。我们先用理论来描述我们的共同的生活的新的可能形式,之后的生活,是要去配得上它。理论是在这一点上说,才是我说的艺术。它也是像舞蹈那样的身体写作。
但理论的不能成为政治行动,连艺术行动都不是,是因为它的不能坚持其政治性:理论家一定想将它搞成普遍一般,要去统一人们的理论成为共识,忽视任何个人之间的理论视点之间都是政治的,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看法的评论,都是在将对方的看法置入疑问,都是在从某种角度下进行反对。理论在学者和知识分子手里往往成了说教。理论本身成为神秘写作。理论成了为理论而理论。
理论被大学系统收买,相当于大众汽车公司收买了Bauhaus,马拉美的诗被用来为茶杯做广告词。理论成为学术研究比说成为文化批评。资本冲动的一端,是破坏或解构式的创新,另一端就是文化批评式的整容或治疗,让一切都可被理解,等于是使一切都可被接受。解释完了,就一切都合理了。理论睡着了,或理论也吸上了资本主义大麻。

陆兴华388 再论劳伦斯的小说为什么会好看

再论劳伦斯的小说为什么会好看

发布时间:2007-01-22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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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好象必须被逼进一种ration,比如矿工的一周几十块钱的生活里,主人公在工厂做工,业余爱好艺术,被狭小生活圈子子包围,才有命运!
消费社会里,人的命运成为点数数,成为股票曲线,所以,没有那种真实的紧张了.
劳伦斯笔下,英国小说读起来象中国小说,他挖到了文化身份\阶级和种族之下,性别斗争被放大,成为生活中最大主题.男女关系的确是他写得最好!
读昆德拉这样的小说,读者满足了半吊子地玩弄形而上学语义的瘾,给自己编一个形而上学的语义圈戴,感到自己的生活的沉重和深刻,来自媚.我们知道,这是玩进去就玩不出来的语言游戏,语法逻辑和修辞自觉很高的人,才能玩.
鲁迅的小说里,我们仍能轻易看出作者和作者代表的那种"进步文化"对男女关系之道德方面的强烈的道德评判...
劳伦斯的小说从这一点上说,是超越欧洲小说史的规范的,象马克思的写作那么有力.他不是作家,他是艺术家来写小说.他以艺术家眼光对这世界投了态度,再来写小说.

陆兴华387 再论什么是教师的活儿

再论什么是教师的活儿

发布时间:2007-05-07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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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将学生保持在孤独求追,不停地去劳作的路上的那一人:maintient le chercheur dans sa route, celle ou il est seul a chercher et ne cesse de le faire(<智力平等五讲>,58).他们自己时时保持警醒和关注.
教师应去同时解放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让他们成为平等的人,也就是被解放,也就是:让他们能够思想在社会秩序中他们算老几,他们能够做什么.这一点与柏拉图主义针锋相对.后者要工匠们留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要去多想,把自己的行当做好.德尔斐神殿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要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的),不是对这种种姓说的.万一他们的子女的灵魂里被掺进了一些思想的金子,也必须先进到那个城邦的卫士行列,跳了龙门后,成为其中一员,才思想那金子的思想的.
启蒙了,解放了,可还是更深的阶级分层,个人反而越来越被封固在他们必须被打入的那个阶级内,不论那是高级和剥削阶级还是低级和受压迫的阶级.
教师的第一任务,就要让教师自己脱离的反抗这种虚伪的社会秩序和精英修辞的云雾,在教之前,就必须与这种虚伪和残酷的精神秩序作斗争.

陆兴华386 再论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误读《“必须保卫社会!”》这本书

再论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误读《“必须保卫社会!”》这本书

发布时间:2008-07-0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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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法文题目是Il Faut Defendre La Societe ,法文的引号为《》,相当 于中文的书引号,原文照我们汉语人的理解,应该是《“Il Faut Defendre La Societe”》。我查了法文原文和英译本,题目里都有引号:http://www.amazon.com/Society-Must-Be-Defended-1975-1976/dp/0312422660/ref=sr_1_12?ie=UTF8&s=books&qid=1215092654&sr=1-12
http://www.amazon.fr/Il-Faut-Defendre-Societe-FOUCAULT/dp/2020231697/ref=sr_1_36?ie=UTF8&s=books&qid=1215092435&sr=1-36 题目的意思应该是: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这种于无声处传自社会的律令会被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砖头来拍那些不服从他们的主导秩序的人?社会总应该这样才对,表现上你在关心公正,实际是在为权力作帮凶;范跑跑虽XX,但是,他冲出了社会的XX底线,这底线象贞操棒一样,就捏在周孝正们手中!
但中译本里没有这个引号,我认为意思是闹反了: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7416167。译者忘了?编辑忘了?这么多读者没注意?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这里想指出,这种弗洛伊德所说的“失口”和“漏嘴”,其实正象征一种很重要的倾向。我们读书人的那些职业和利益盲点,就是这样漏出来的。
我们读书人是天生或由于自己的职业业或阶级利益而天生看不到某些很明显的东西的。这样的把整本书的意思读反的例子,还少么?这真的是应好好引起我们反思的了。
共有四位教授级的人士在我面前引用了这本书,都弄反了意思,而他们在说这本书时还那么得意,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他们的语气惊人地都是这样:XXX,所以,福柯说,必须保卫社会;比方说,范跑跑这样的极端利已主义者一多,社会就更一盘散沙了,所以,还是福柯说得对,必须保卫社会。
问题当然是,福柯没有这样说,而是说了相反的意思。知识分子在说必须保卫社会,是为了他们的阶级和职业利益,福柯是说这种要保卫,是权力压迫的源动力!都是在喊,虽然自己也被吃进去了!
什么是中国读书人要的“必须保卫社会!”的绝对律令的意思呢?
我们常见到的意思:必须让社会照着有利于我红袖添香地读书来安排秩序,至于为什么要去读书,读书为了干什么,则是循环论证的:好红袖添香地读书啊!这是最高等级的社会劳动分工了,鸟瞰其余所有劳动分工!一切必须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自己也可怜地掉入的那一利比多秩序来安排,否则就对你不客气!
他们干吗读福柯?或,他们要从福柯那里得到什么:那就是象周孝正那样,借福柯这一名字来喊出“必须保卫社会!”。他们从福柯,从西方思想中得到的,其实是这些东西!
在书中,福柯写道,《战争论》里的那一名句应倒过来说:政治是用其它手段进行的战争la politique est la continuation de la guerre par d'autres moyens,法国大革命是因为贵族和统治阶级没有看明白将更残酷地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必须保卫社会!”的绝对律令授权下的权力压迫和统治监视,将来统吃!在这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大的社会里,贵族阶级也象贫民阶级一样,将被送上精神分析和流行文化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前,现代社会的这种统治权力结构已摆好了!
必须保卫社会,那是预设社会已经出问题了,要治疗了。
“谁来治疗?,我们只能回答:是社会来治疗社会。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它自己随时在自己治疗自己。用什么来治疗?用它自己的进化(卢曼《社会的科学》,653页)。”
这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知识分子式的启蒙治疗。它是通过自我进化来改变自己的。必须保卫社会,意思只能是:照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感到舒坦的样子保持下去,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才是好社会,但必须照着他们的扭昵、朝三暮四和把肉麻当有趣地来寻找和设计新社会。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卢曼是将社会虚化为一个信息网,会自我刷新,照着结构时时自我进化着;福柯是将社会看作一个政治场,没有真实和激烈的斗争,社会就成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的玩物,成了用他们的身体习惯来统治的身体-位置秩序,成了权力压迫的最大杠杆。
社会是怎么变化和怎么“改进”的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变化是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呼吁得来的么?卢曼说,那是新的生产方式、新技术、新市场、新的逃避法规和主导意识形态的禁止的可能性,新的或至今未见的风险的逼迫和新的构词法,造成的(同上,652页)!
必须保卫社会的意思,实际上是:必须保卫这个让我们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安稳地统治的主导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