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艾未未：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
发布时间：2009-07-03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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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常见到的艺术家对现实的批判，我一般能同意，但是当他们要向我指出他们想要的世界后，则总让我大倒胃口。
反对GD党集权专制，好的，请你说出一种新政治来让我期待。要生态、要保护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和自然的生态圈，好的，请说出你将怎么着手。我相信你，我让你来当导演，我愿意被你排练，但请你准备好脚本、把人叫齐了。
我见到的每一个艺术家在这方面几乎都是呆鹅：想用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现实来替换这一个，临了，却自己也没闹明白自己要去搬来的那一世界和现实到底存在着没有，到底搬不搬得动。他们根本不该去尝试这么做的。
陈丹青，一个很小资的没有批判能力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我一般不屑于称为艺术家，他可以去与布莱希特比么？）说了很多想很有格调的话，捧来捧去是捧出来一个鲁迅来，居然是认为我们没有吃透鲁迅，而不是因为陈自己的当不好艺术家而想来当理论家来替中产阶级说教，又说不出东西来，才造成我们的语塞。陈丹青手里和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更好，是可来替换我们身处的这一个的？说了那么多，还不如来排练我们。
艾未未的《中国人来了》，我认为从一个像我这样的懂当代欧洲政治哲学的人看去，是毫无新意的：巴利巴的〈有一种全球文化么？〉在1997年就在卡萨尔斯的DOKUMENTA12上讲过了，这个装置只是图解了它。我的意思是：政治哲学家讲的往往比艺术家讲的清楚；这个装置对这个主题的图解其实是不了了之的，但哲学家如要来讲这个问题，就得负起它的责来，得自圆其说。我的意思是：艾未未无法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样一个作品只是图解了一种欧洲政治哲学研究溢入大众媒体圈后的言论立场而已。做起来，远不如政治哲学做起这个话题来来得轻松。他可以做得更多更轻松但更激烈：去导演我们的新政治。怎么导怎么排练？这是无法回答的，就因为它是导的；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也即在此，它的讨论的创造性必须达到像导演与演员之间讨论脚步本和演出时那样的激烈程度。
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艺术家的批判都是如陈丹青这样地半吊子的，哲学教师或理论家往往比他们负责任，往往肯负更多的重力。艺术家的政治，像陈丹青式激昂的政治言论，只是一种烟雾，往往是为了扮演和提升他们的艺术家的社会资格，来增加自己的言论权威。到底要反对什么，到底想将什么样的新政治引入我们这个旧的僵化的政治中，他们往往也是说不出的！
我们用来批判这一个世界和这一个现实的那一世界或那一理想，不是艺术家替我们梦想出来的，而是我们集体在政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不知道这样一些“平行而开放的未来”在哪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要等待新政治主体到场、出演，由他们的行动实现出来的。
那些像陈丹青这样的老三老四的艺术家往往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要强加给我们的那个世界本身不是不好，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说它好，没错，但对他是肉的东西，对我却是毒药，这中间就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我们会窒息于他的世界里的。这样的世界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共同的政治世界里斗争和冲突出来的，他却要白送我们一个，你说我们敢要么？
伟大艺术家是怎么做这一个事情的呢？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呢？
巴尔特认为，只有布莱希特和安东尼奥尼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批判只有布莱希特，凝视只有安东尼奥尼，这两个才是他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因为他们具备三种素质：睿智、批判与脆弱。
布莱希特是通过一种快乐的写作，来与一切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异化作斗争，只是要在现实里改变现[实，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叫到舞台上来，当场对质；阶级斗争的现实在他的舞台上作短暂中止，像艾未未号召我们的那样在七月一日罢网一天，人人作自我反思。安东尼奥尼的凝视，则是一种持久的注视，它使社会不安，使僵化的现实开裂，这是一种要造成社会-政治地震的注视。艺术家自身的脆弱，造成了艺术的身体成为社会政治的实验用兔这样一种后果，他要在他自身显示：一是社会和时代之变，二是他个人在这种社会和时代之变中的变。
当我说艾未未其实不知道到底想反对什么时，我是指：他并不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世界或现实的版本在手上，可供我们的批判和反叛之用，他也没有明白社会中的政治代议的机制，他也没有理解他是站在那一利益方来斗争和反对的，不知道我也会反对他的反对的。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反对又走到那种“匹夫有责”的逻辑上去了！而我认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再也不应该这样去搞政治了！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陋习，一个艺术家如果这样，那他就不好算是艺术家了。
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去为我们排练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格外需要的新政治。
反对GD党集权专制，好的，请你说出一种新政治来让我期待。要生态、要保护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和自然的生态圈，好的，请说出你将怎么着手。我相信你，我让你来当导演，我愿意被你排练，但请你准备好脚本、把人叫齐了。
我见到的每一个艺术家在这方面几乎都是呆鹅：想用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现实来替换这一个，临了，却自己也没闹明白自己要去搬来的那一世界和现实到底存在着没有，到底搬不搬得动。他们根本不该去尝试这么做的。
陈丹青，一个很小资的没有批判能力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我一般不屑于称为艺术家，他可以去与布莱希特比么？）说了很多想很有格调的话，捧来捧去是捧出来一个鲁迅来，居然是认为我们没有吃透鲁迅，而不是因为陈自己的当不好艺术家而想来当理论家来替中产阶级说教，又说不出东西来，才造成我们的语塞。陈丹青手里和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更好，是可来替换我们身处的这一个的？说了那么多，还不如来排练我们。
艾未未的《中国人来了》，我认为从一个像我这样的懂当代欧洲政治哲学的人看去，是毫无新意的：巴利巴的〈有一种全球文化么？〉在1997年就在卡萨尔斯的DOKUMENTA12上讲过了，这个装置只是图解了它。我的意思是：政治哲学家讲的往往比艺术家讲的清楚；这个装置对这个主题的图解其实是不了了之的，但哲学家如要来讲这个问题，就得负起它的责来，得自圆其说。我的意思是：艾未未无法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样一个作品只是图解了一种欧洲政治哲学研究溢入大众媒体圈后的言论立场而已。做起来，远不如政治哲学做起这个话题来来得轻松。他可以做得更多更轻松但更激烈：去导演我们的新政治。怎么导怎么排练？这是无法回答的，就因为它是导的；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也即在此，它的讨论的创造性必须达到像导演与演员之间讨论脚步本和演出时那样的激烈程度。
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艺术家的批判都是如陈丹青这样地半吊子的，哲学教师或理论家往往比他们负责任，往往肯负更多的重力。艺术家的政治，像陈丹青式激昂的政治言论，只是一种烟雾，往往是为了扮演和提升他们的艺术家的社会资格，来增加自己的言论权威。到底要反对什么，到底想将什么样的新政治引入我们这个旧的僵化的政治中，他们往往也是说不出的！
我们用来批判这一个世界和这一个现实的那一世界或那一理想，不是艺术家替我们梦想出来的，而是我们集体在政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不知道这样一些“平行而开放的未来”在哪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要等待新政治主体到场、出演，由他们的行动实现出来的。
那些像陈丹青这样的老三老四的艺术家往往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要强加给我们的那个世界本身不是不好，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说它好，没错，但对他是肉的东西，对我却是毒药，这中间就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我们会窒息于他的世界里的。这样的世界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共同的政治世界里斗争和冲突出来的，他却要白送我们一个，你说我们敢要么？
伟大艺术家是怎么做这一个事情的呢？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呢？
巴尔特认为，只有布莱希特和安东尼奥尼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批判只有布莱希特，凝视只有安东尼奥尼，这两个才是他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因为他们具备三种素质：睿智、批判与脆弱。
布莱希特是通过一种快乐的写作，来与一切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异化作斗争，只是要在现实里改变现[实，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叫到舞台上来，当场对质；阶级斗争的现实在他的舞台上作短暂中止，像艾未未号召我们的那样在七月一日罢网一天，人人作自我反思。安东尼奥尼的凝视，则是一种持久的注视，它使社会不安，使僵化的现实开裂，这是一种要造成社会-政治地震的注视。艺术家自身的脆弱，造成了艺术的身体成为社会政治的实验用兔这样一种后果，他要在他自身显示：一是社会和时代之变，二是他个人在这种社会和时代之变中的变。
当我说艾未未其实不知道到底想反对什么时，我是指：他并不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世界或现实的版本在手上，可供我们的批判和反叛之用，他也没有明白社会中的政治代议的机制，他也没有理解他是站在那一利益方来斗争和反对的，不知道我也会反对他的反对的。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反对又走到那种“匹夫有责”的逻辑上去了！而我认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再也不应该这样去搞政治了！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陋习，一个艺术家如果这样，那他就不好算是艺术家了。
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去为我们排练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格外需要的新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