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身上，才有朗西埃见到的巴迪欧式的诗、哲学和政治的高度结合
发布时间：2009-02-14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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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古典诗词之间，是一种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角色分享。我们的研究应该是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的操作平台，以及这种角色共享所会引发的政治，它因此而对哲学和诗的压制。
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写作姿态推倒了中国传统和西式知识分子对于理论和哲学写作的垄断，而当这种新的革命理论写作很容易成为教条和语录时，他又用诗词写作来打散这种哲学式写作。让诗词与革命理论相遇，这是为了让哲学和诗都乱套，但一坚持了诗或理论的姿态，哲学家和诗人的角色，重又各归各。哲学家的理性加上新语文式的“关于世界的散文（la prose du monde）”，这是他的革命理论写作。朗西埃认为，这种写作会越来越强调诗的世界和散文的世界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文学的政治》，206）。或反过来，郭沫若徐志摩式的诗写作，也会突出这种对立和区别。这时，“文学行动”应该主动，用那一文学式打断－－在“诗式”写作时将语言的非再现－非代表功能（non-reopresentative）分离出来，在使诗牢固地站立于其自己的世界的同时，也使哲学这种世界散文成为一种革命理论，也就是说，用诗的隐喻式的非再现非代表功能，去激活一种革命理论。在毛泽东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种朗西埃说的“现代主义文学范式”：不是用政治革命来激发艺术革命，就是用艺术革命来诱导政治革命。
朗西埃在巴迪欧与马拉美的关系中看到，伟大的理论家和诗人都期望将诗、哲学和政治汇合，在其中，这三种话语被拉平、搀合，在这样一个共用平台上，诗、哲学和政治创意汇成一个语言空间，政治之新、诗歌之新和哲学之新，才冒出（209）。这是一种语言式实验空间，一个政治、哲学和诗的试验装置，在其中，诗、哲学和政治的边界都被打开，在三方共同开放状态下，在一种未决断状态下（或阿甘本说的例外状态中），一种激烈的平等主义宣言和姿态下，une proposition egalitaire radicale(208)，就涌现。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是最显眼的地方。这种东西在诗歌里我们觉得不稀奇，但在其革命理论里，大家就觉得了不得了。我认为，使西方理论家惊叹的，就是毛泽东的的这种激烈的、激进的平等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冲击。在毛泽东身上，才有朗西埃见到的巴迪欧式的诗、哲学和政治的高度结合。
所以，我们倒应该多去追索毛泽东如何向诗歌来求其理论写作中的哲学定位，寻究其诗词写作中开发出来的的政治隐含，而不是相反。在巴迪欧那里，诗歌是当我们处于一个未决事件（比如说1848年以来，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复辟的时代）中时用一种寓言式的叙述去确定我们在事件中的一般处境的政治努力。诗歌是在文史一种未决断的事件，或者说，诗歌才能将我们从封闭的现实，带向那事件的未决状态。马拉美这样的诗人是为巴迪欧这样的哲学家提供那种语言实验空间和政治创新装置的；新诗是重新划出了汉语里的新事物的出现空间和出现方式；新政治需要在新诗空间和新哲学空里实验自己。
在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是受到了哲学和诗的双重维持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新政治创意，被他的政治哲学关怀和诗词锤炼所护养老；他是懂得新政治只能在诗、哲学和政治的共同孕育中诞生这一道理的。
应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之于西方理论家们看来的政治创意，除了来自他的政治实践之外，还主要来自他的诗词创作，而后者是必须由屈原、曹操、李贺、陆游、辛弃疾、苏轼们使用过的语素、义素和喻素来构成和再生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写作姿态推倒了中国传统和西式知识分子对于理论和哲学写作的垄断，而当这种新的革命理论写作很容易成为教条和语录时，他又用诗词写作来打散这种哲学式写作。让诗词与革命理论相遇，这是为了让哲学和诗都乱套，但一坚持了诗或理论的姿态，哲学家和诗人的角色，重又各归各。哲学家的理性加上新语文式的“关于世界的散文（la prose du monde）”，这是他的革命理论写作。朗西埃认为，这种写作会越来越强调诗的世界和散文的世界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文学的政治》，206）。或反过来，郭沫若徐志摩式的诗写作，也会突出这种对立和区别。这时，“文学行动”应该主动，用那一文学式打断－－在“诗式”写作时将语言的非再现－非代表功能（non-reopresentative）分离出来，在使诗牢固地站立于其自己的世界的同时，也使哲学这种世界散文成为一种革命理论，也就是说，用诗的隐喻式的非再现非代表功能，去激活一种革命理论。在毛泽东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种朗西埃说的“现代主义文学范式”：不是用政治革命来激发艺术革命，就是用艺术革命来诱导政治革命。
朗西埃在巴迪欧与马拉美的关系中看到，伟大的理论家和诗人都期望将诗、哲学和政治汇合，在其中，这三种话语被拉平、搀合，在这样一个共用平台上，诗、哲学和政治创意汇成一个语言空间，政治之新、诗歌之新和哲学之新，才冒出（209）。这是一种语言式实验空间，一个政治、哲学和诗的试验装置，在其中，诗、哲学和政治的边界都被打开，在三方共同开放状态下，在一种未决断状态下（或阿甘本说的例外状态中），一种激烈的平等主义宣言和姿态下，une proposition egalitaire radicale(208)，就涌现。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是最显眼的地方。这种东西在诗歌里我们觉得不稀奇，但在其革命理论里，大家就觉得了不得了。我认为，使西方理论家惊叹的，就是毛泽东的的这种激烈的、激进的平等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冲击。在毛泽东身上，才有朗西埃见到的巴迪欧式的诗、哲学和政治的高度结合。
所以，我们倒应该多去追索毛泽东如何向诗歌来求其理论写作中的哲学定位，寻究其诗词写作中开发出来的的政治隐含，而不是相反。在巴迪欧那里，诗歌是当我们处于一个未决事件（比如说1848年以来，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复辟的时代）中时用一种寓言式的叙述去确定我们在事件中的一般处境的政治努力。诗歌是在文史一种未决断的事件，或者说，诗歌才能将我们从封闭的现实，带向那事件的未决状态。马拉美这样的诗人是为巴迪欧这样的哲学家提供那种语言实验空间和政治创新装置的；新诗是重新划出了汉语里的新事物的出现空间和出现方式；新政治需要在新诗空间和新哲学空里实验自己。
在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是受到了哲学和诗的双重维持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新政治创意，被他的政治哲学关怀和诗词锤炼所护养老；他是懂得新政治只能在诗、哲学和政治的共同孕育中诞生这一道理的。
应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之于西方理论家们看来的政治创意，除了来自他的政治实践之外，还主要来自他的诗词创作，而后者是必须由屈原、曹操、李贺、陆游、辛弃疾、苏轼们使用过的语素、义素和喻素来构成和再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