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要脸的东西：邓正来评汪晖的《兴起》
发布时间：2010-07-16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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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好了不讲，是来听会的，想听听诸位的评论。因为我一直想不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术界不关注汪晖的这部著作呢？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学术界在当下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大问题，是一种我所谓的以“狭隘的不理睬”去“冷”处理那些值得我们去认真阅读和思考的论著的 “不正”之风。《中国书评》复刊了，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汪晖商量，找几个学术中人，真正地对这部书做些认真的讨论和严肃的学术批评。
这段时间，我自己一直在认真地读汪晖的这部书。实际上，汪晖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打电话讨论其间的问题。我会设法找时间写一个严肃的书评来讨论其间与我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问题。因此，关于汪晖的这部著作，我只想谈谈阅读时可能应当注意的几点“戒律”：第一，我们不应当从“学科”的角度去阅读汪晖的这部著作。我很担心读者以一种先设的方式把它归到思想史类的著作中去、甚或归到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去。因为这种按学科的“归类”，实际上是把作为知识的学科转换成了作为判准的学科，并且依此判准而对汪晖著作做了强制性的“外科手术”，把汪晖的问题给肢解掉了。第二，我们不应当在阅读之前就对某部论著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尽管我并不否认意识形态与知识之间的紧密勾连。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即意识形态的视角或意识形态批判本身已无法揭示、解释或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因此，在进入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之前，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汪晖的这部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论证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探知他这么多年思考所依凭的问题意识。第三，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过多的放在这部著作的结构方面，而今天上午的讨论便对这部著作的结构问题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这种趋向很容易把它所关注的问题忽略掉。显而易见，上述三点虽说不同，但却都是围绕着如何不影响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的问题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再者，早晨来的时候，甘阳讲到了“范式”（paradigm）的问题和identity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虽然有paradigm的问题，但是更为基本且更为要紧的是在这个paradigm架构下汪晖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亦即他这部著作试图建构和回答的那些问题。因此，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那个identity的问题，这在汪晖的著作中关涉到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关涉到如何看待“帝国”和“民族国家”及其引发的各种后果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产生的脉络很可能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各种论述的交合所致。
坦率的讲，二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一直是以“中国”为名义而实质上不讨论“中国”的，是在讨论那些源出于西方地方性的被认为应当普遍化的概念和命题。面对这样一种背景，我认为，汪晖的著作是最重要的贡献的之一，也是反对上述趋向的重大努力之一。当然，这种努力还存在不少问题，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以书面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展开更为切实和批判性的讨论。
舒炜（三联书店）：我现在说一下出这本书的过程。我还是参与得比较多的，接触的过程比较长。汪晖是1993、1994年回来的，我们就有了接触。后来，他1996年到三联书店，当时董秀玉老总是比较关心这个书稿的，一直是在三联的范围里面。编辑的过程中也是和汪晖不断地在讨论。确实比较复杂，杨念群说的也没错，就是一层层摞起来，很多问题都掺进来了，涉及的面非常庞大。后来，贺照田做了非常多工作、非常多技术性的工作，省了我很大力了。后来我看稿子的时候，基本上注脚都不看，我只看正文。不过我现在觉得，这本书确实比较复杂，看起来会非常庞杂。然后，第二方面呢，因为汪晖本身参与了很多有关现实的讨论，这使得他的形象也比较复杂。（众人笑）两方面的复杂加到了一块儿。但我觉得实际上呢，简单的来说，我觉得汪晖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我后来在做书前作者的简介的时候，我就把汪晖的几本书都列在上面。汪晖出了比较多的零零碎碎的书，但我就列了大概三四本。第一本鲁迅的；第二本是《五四及其回声》；第三本是他那个《死火重温》的集子。汪晖的整个这个线索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会对汪晖产生一个比较庞杂、复杂的观念呢，实际上这跟中国这二十年的变化有关系。如果我们去看汪晖的第一本书，关于鲁迅的书，可以发现，它跟八十年代的五四文化讨论、对五四的争论、对晚清的争论，跟这个文化讨论的关联是非常大的。那么延续下来——当然，我们现在看清楚实际上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对五四的、对晚清的争论实际上都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这条线索延续下来，从关于鲁迅的到关于五四的，再到现在的这本书，从大轮廓看，线条是非常清楚，有非常强的延续性，而且问题非常单纯：就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个问题和线索非常清楚，并不显得很庞杂，只不过慢慢卷进来的东西非常多。我觉得这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变化。1994年在北大中文系，汪晖当时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就是《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放到这里一起来看。
很多朋友都问，“哎呀这本书太大了，读不下来……”我说其实还应该更大一点，应该把他所有的书都系统地看，不能只看这四卷啊，只看这四卷书怎么能评论一个学者呢？要系统地看下来才能明白其中根本的问题和一整条的线索。为什么这本书章太炎的部分写得那么好，这就可以看看汪晖以前对鲁迅的讨论，鲁迅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传统的认识、对传统的批判都是有非常强的观点，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汪晖整个的线索非常连续、单纯。但是复杂出现在第二个转折——当然九十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变化和转折——就是到1997年我们讨论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问题出来了，实际上这跟整个西方世界包括学术界的变化有关系。比如大家都提到的帝国问题。汪晖书里面比较强调那本《帝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上我觉得汪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线索来介入西方关于现代性的一个辩论，就是七八十年代以至更早、二战以后西方对现代性的一些辩论。就举埃森斯塔特来说，他是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观念。他是在《代达罗斯》（Daedalus）专门有一个专号来提这个问题，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么当时，多元现代性就和西方现代性的困境有很大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对现代性的反思。五六十年代多提的是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心问题是现代化。到六十年代以后逐步明确，是现代性问题。埃森斯塔特在八十年代有了个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提法。那么到九十年代以后，特别1995、1996年以后，关于所谓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就是中国问题，即中国现代性道路。当时《代达罗斯》的那个专号里有一组文章，有写儒家的，还有写美国道路就是美国现代性，还有写法国道路、法国革命、法国现代性。那么1995、1996年以后非常明确的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很多问题是这样一步步卷进来的。不是说汪晖简单地抓一个东西就把它们卷进来，实际上它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我觉得汪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把这些问题都调动起来，放到现代性反思里面来看，特别是着重提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心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关于中国现代性，应该有个介入点。开始的时候他是从五四、从鲁迅、从晚清文化辩论这些问题进来的。但后面涉及的是，实际上，开篇是从宋朝谈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因为关于中国的研究，我们一般都分成三个阶段：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宋以下特别是明清帝国。那么，关于明清以来，帝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以前我们会很简单的说，秦汉是比较开明啊，到明清就封建专制，专制的色彩越来越强了。但现在看来，到后面问题已经有了非常大的逆转，就是实际上会看见，明清帝国模式要处理的问题非常不一样。比如大家都知道，明朝是从蒙元手里夺取、建立的政权，它一直有一个外族的压力存在。很多长城都是明朝的时候修的。而当然清朝更明显，我们说是异族入主吧。汪晖在开篇导论提到关于少数民族入主及异族统治的很多问题。这些在我们以前讨论明清时不太注意到，甚至还包括宋；宋朝更明显了 ——西夏、辽金、宋，历史是这样下来的。现在看来，宋明清确实有非常强的连续性，它们跟隋唐帝国非常不一样，帝国模式非常不一样。思想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譬如说去年讨论余先生（余英时）的《朱熹历史世界》，要放到这个背景里面来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宋代的研究，它包含确实挺大的一个学术讨论的话语的变化、这样一个模式的变化。明清，比如明代，确实面对蒙元的很多问题、边疆的问题，因此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和唐宋非常不一样的控制的模式。那么清代，大家知道清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西藏、新疆以及蒙古这一带怎么处理的问题。看电视剧有时会看到清帝和蒙古王公会盟的情景。清朝，康熙、乾隆对蒙古的统治方式是我们现在不一定了解的。他们为什么每年或几年要搞会盟，这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我觉得都相关，比如上午提到中国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是五颗星，到底是以民族的方式来控制还是以阶级的方式来控制。当时晚清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后面整套的新的政党政治的兴起都是有大的关系。这跟汪晖的主题整个能扣起来、连续下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线索是非常清楚的。我现在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看不懂或者很庞杂，实际上线索非常清楚，一个是我认为汪晖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个连续性的想法，虽然他谈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参与了很多辩论、把自己的形象弄得比较复杂。（众人笑）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从九十年代才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而另外有些则是从一个学科来进入讨论的，所以很多时候都只是切割出一块来看，那当然就不容易看清楚整体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实际上整体的面貌非常清楚，我个人感觉在书前的简介里面提的那三本书就是关键的文本。汪晖还写了很多随笔比如《旧影与新知》这种，但我觉得这几本是比较关键的，能把汪晖个人的连续性表露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是问题的连续性，晚清文化辩论以及整套的宋明清帝国的——宋不能说是帝国——帝国模式，当然这和西方的帝国模式很不一样，它不是征服性的，可以说是边缘归依性的、边缘归依到中心的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里面问题还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我认为他的两个附录也非常重要，就是谈抗战的以及谈亚洲想象的。实际上这是呼应梁启超以前的那个问题，就是梁启超强调，说以前是中原是中国，到了隋唐，亚洲是中国，最后，世界是中国。梁启超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中国融化在世界里面，而是说确立在世界的中心位置。那么这里面很多问题变得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梁启超跟清代思想史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对明清思想本身的解释，各家各派有非常不同的解释，比如戴震和章学诚。对清代思想的解释，很多既有的模式很值得重新反省。我自己感觉，原来关于明清思想的解释基本是两大范式：一个是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强调清代思想是复古的，是复汉代之古的；钱穆也写了本同题的，强调是清代思想是延续的。那么这两个模式实际上后来讨论的问题就非常不一样。梁启超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写这本书之后的问题背景和动力是什么？这和钱穆、余英时后来提出的解释很可以对比。我觉得这些都需要现在重新进行一个判断和取舍。因为我们后面提到一个更大的明清关于历史变动的问题，对它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同的看法之下，对关于清代思想史的两个解释方式到底应该怎么看，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就比如说那个关于戴震和章学诚的，该怎么看？我觉得汪晖的那个解释非常漂亮、非常精彩。当然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按我个人想法，戴震和章学诚的这些问题下来可能可以和梁启超的很多问题相扣的，但汪晖由于他的非常强的这个思路，可能对其他这些问题没有太多关注。汪晖单篇文章发出来，大家可能不懂、问是什么意思，比如最初1997、1998年的时候汪晖给我看那个《严复的三个思想世界》，我确实也不明白他整体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提《严复的三个思想世界》。那么现在放到书里面就非常清楚，是三个人的，是三个人的关系：严复的，梁启超的，章太炎的。放进去的那本书叫《公理与反公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来说，相关性非常密切，而且连续性也很强，问题和线索是很清楚的：一个是现代性反思和批判，再一个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我整个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
这段时间，我自己一直在认真地读汪晖的这部书。实际上，汪晖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打电话讨论其间的问题。我会设法找时间写一个严肃的书评来讨论其间与我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问题。因此，关于汪晖的这部著作，我只想谈谈阅读时可能应当注意的几点“戒律”：第一，我们不应当从“学科”的角度去阅读汪晖的这部著作。我很担心读者以一种先设的方式把它归到思想史类的著作中去、甚或归到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去。因为这种按学科的“归类”，实际上是把作为知识的学科转换成了作为判准的学科，并且依此判准而对汪晖著作做了强制性的“外科手术”，把汪晖的问题给肢解掉了。第二，我们不应当在阅读之前就对某部论著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尽管我并不否认意识形态与知识之间的紧密勾连。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即意识形态的视角或意识形态批判本身已无法揭示、解释或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因此，在进入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之前，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汪晖的这部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论证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探知他这么多年思考所依凭的问题意识。第三，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过多的放在这部著作的结构方面，而今天上午的讨论便对这部著作的结构问题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这种趋向很容易把它所关注的问题忽略掉。显而易见，上述三点虽说不同，但却都是围绕着如何不影响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的问题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再者，早晨来的时候，甘阳讲到了“范式”（paradigm）的问题和identity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虽然有paradigm的问题，但是更为基本且更为要紧的是在这个paradigm架构下汪晖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亦即他这部著作试图建构和回答的那些问题。因此，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那个identity的问题，这在汪晖的著作中关涉到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关涉到如何看待“帝国”和“民族国家”及其引发的各种后果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产生的脉络很可能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各种论述的交合所致。
坦率的讲，二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一直是以“中国”为名义而实质上不讨论“中国”的，是在讨论那些源出于西方地方性的被认为应当普遍化的概念和命题。面对这样一种背景，我认为，汪晖的著作是最重要的贡献的之一，也是反对上述趋向的重大努力之一。当然，这种努力还存在不少问题，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以书面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展开更为切实和批判性的讨论。
舒炜（三联书店）：我现在说一下出这本书的过程。我还是参与得比较多的，接触的过程比较长。汪晖是1993、1994年回来的，我们就有了接触。后来，他1996年到三联书店，当时董秀玉老总是比较关心这个书稿的，一直是在三联的范围里面。编辑的过程中也是和汪晖不断地在讨论。确实比较复杂，杨念群说的也没错，就是一层层摞起来，很多问题都掺进来了，涉及的面非常庞大。后来，贺照田做了非常多工作、非常多技术性的工作，省了我很大力了。后来我看稿子的时候，基本上注脚都不看，我只看正文。不过我现在觉得，这本书确实比较复杂，看起来会非常庞杂。然后，第二方面呢，因为汪晖本身参与了很多有关现实的讨论，这使得他的形象也比较复杂。（众人笑）两方面的复杂加到了一块儿。但我觉得实际上呢，简单的来说，我觉得汪晖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我后来在做书前作者的简介的时候，我就把汪晖的几本书都列在上面。汪晖出了比较多的零零碎碎的书，但我就列了大概三四本。第一本鲁迅的；第二本是《五四及其回声》；第三本是他那个《死火重温》的集子。汪晖的整个这个线索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会对汪晖产生一个比较庞杂、复杂的观念呢，实际上这跟中国这二十年的变化有关系。如果我们去看汪晖的第一本书，关于鲁迅的书，可以发现，它跟八十年代的五四文化讨论、对五四的争论、对晚清的争论，跟这个文化讨论的关联是非常大的。那么延续下来——当然，我们现在看清楚实际上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对五四的、对晚清的争论实际上都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这条线索延续下来，从关于鲁迅的到关于五四的，再到现在的这本书，从大轮廓看，线条是非常清楚，有非常强的延续性，而且问题非常单纯：就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个问题和线索非常清楚，并不显得很庞杂，只不过慢慢卷进来的东西非常多。我觉得这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变化。1994年在北大中文系，汪晖当时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就是《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放到这里一起来看。
很多朋友都问，“哎呀这本书太大了，读不下来……”我说其实还应该更大一点，应该把他所有的书都系统地看，不能只看这四卷啊，只看这四卷书怎么能评论一个学者呢？要系统地看下来才能明白其中根本的问题和一整条的线索。为什么这本书章太炎的部分写得那么好，这就可以看看汪晖以前对鲁迅的讨论，鲁迅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传统的认识、对传统的批判都是有非常强的观点，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汪晖整个的线索非常连续、单纯。但是复杂出现在第二个转折——当然九十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变化和转折——就是到1997年我们讨论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问题出来了，实际上这跟整个西方世界包括学术界的变化有关系。比如大家都提到的帝国问题。汪晖书里面比较强调那本《帝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上我觉得汪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线索来介入西方关于现代性的一个辩论，就是七八十年代以至更早、二战以后西方对现代性的一些辩论。就举埃森斯塔特来说，他是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观念。他是在《代达罗斯》（Daedalus）专门有一个专号来提这个问题，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么当时，多元现代性就和西方现代性的困境有很大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对现代性的反思。五六十年代多提的是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心问题是现代化。到六十年代以后逐步明确，是现代性问题。埃森斯塔特在八十年代有了个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提法。那么到九十年代以后，特别1995、1996年以后，关于所谓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就是中国问题，即中国现代性道路。当时《代达罗斯》的那个专号里有一组文章，有写儒家的，还有写美国道路就是美国现代性，还有写法国道路、法国革命、法国现代性。那么1995、1996年以后非常明确的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很多问题是这样一步步卷进来的。不是说汪晖简单地抓一个东西就把它们卷进来，实际上它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我觉得汪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把这些问题都调动起来，放到现代性反思里面来看，特别是着重提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心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关于中国现代性，应该有个介入点。开始的时候他是从五四、从鲁迅、从晚清文化辩论这些问题进来的。但后面涉及的是，实际上，开篇是从宋朝谈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因为关于中国的研究，我们一般都分成三个阶段：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宋以下特别是明清帝国。那么，关于明清以来，帝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以前我们会很简单的说，秦汉是比较开明啊，到明清就封建专制，专制的色彩越来越强了。但现在看来，到后面问题已经有了非常大的逆转，就是实际上会看见，明清帝国模式要处理的问题非常不一样。比如大家都知道，明朝是从蒙元手里夺取、建立的政权，它一直有一个外族的压力存在。很多长城都是明朝的时候修的。而当然清朝更明显，我们说是异族入主吧。汪晖在开篇导论提到关于少数民族入主及异族统治的很多问题。这些在我们以前讨论明清时不太注意到，甚至还包括宋；宋朝更明显了 ——西夏、辽金、宋，历史是这样下来的。现在看来，宋明清确实有非常强的连续性，它们跟隋唐帝国非常不一样，帝国模式非常不一样。思想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譬如说去年讨论余先生（余英时）的《朱熹历史世界》，要放到这个背景里面来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宋代的研究，它包含确实挺大的一个学术讨论的话语的变化、这样一个模式的变化。明清，比如明代，确实面对蒙元的很多问题、边疆的问题，因此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和唐宋非常不一样的控制的模式。那么清代，大家知道清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西藏、新疆以及蒙古这一带怎么处理的问题。看电视剧有时会看到清帝和蒙古王公会盟的情景。清朝，康熙、乾隆对蒙古的统治方式是我们现在不一定了解的。他们为什么每年或几年要搞会盟，这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我觉得都相关，比如上午提到中国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是五颗星，到底是以民族的方式来控制还是以阶级的方式来控制。当时晚清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后面整套的新的政党政治的兴起都是有大的关系。这跟汪晖的主题整个能扣起来、连续下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线索是非常清楚的。我现在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看不懂或者很庞杂，实际上线索非常清楚，一个是我认为汪晖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个连续性的想法，虽然他谈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参与了很多辩论、把自己的形象弄得比较复杂。（众人笑）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从九十年代才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而另外有些则是从一个学科来进入讨论的，所以很多时候都只是切割出一块来看，那当然就不容易看清楚整体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实际上整体的面貌非常清楚，我个人感觉在书前的简介里面提的那三本书就是关键的文本。汪晖还写了很多随笔比如《旧影与新知》这种，但我觉得这几本是比较关键的，能把汪晖个人的连续性表露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是问题的连续性，晚清文化辩论以及整套的宋明清帝国的——宋不能说是帝国——帝国模式，当然这和西方的帝国模式很不一样，它不是征服性的，可以说是边缘归依性的、边缘归依到中心的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里面问题还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我认为他的两个附录也非常重要，就是谈抗战的以及谈亚洲想象的。实际上这是呼应梁启超以前的那个问题，就是梁启超强调，说以前是中原是中国，到了隋唐，亚洲是中国，最后，世界是中国。梁启超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中国融化在世界里面，而是说确立在世界的中心位置。那么这里面很多问题变得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梁启超跟清代思想史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对明清思想本身的解释，各家各派有非常不同的解释，比如戴震和章学诚。对清代思想的解释，很多既有的模式很值得重新反省。我自己感觉，原来关于明清思想的解释基本是两大范式：一个是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强调清代思想是复古的，是复汉代之古的；钱穆也写了本同题的，强调是清代思想是延续的。那么这两个模式实际上后来讨论的问题就非常不一样。梁启超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写这本书之后的问题背景和动力是什么？这和钱穆、余英时后来提出的解释很可以对比。我觉得这些都需要现在重新进行一个判断和取舍。因为我们后面提到一个更大的明清关于历史变动的问题，对它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同的看法之下，对关于清代思想史的两个解释方式到底应该怎么看，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就比如说那个关于戴震和章学诚的，该怎么看？我觉得汪晖的那个解释非常漂亮、非常精彩。当然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按我个人想法，戴震和章学诚的这些问题下来可能可以和梁启超的很多问题相扣的，但汪晖由于他的非常强的这个思路，可能对其他这些问题没有太多关注。汪晖单篇文章发出来，大家可能不懂、问是什么意思，比如最初1997、1998年的时候汪晖给我看那个《严复的三个思想世界》，我确实也不明白他整体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提《严复的三个思想世界》。那么现在放到书里面就非常清楚，是三个人的，是三个人的关系：严复的，梁启超的，章太炎的。放进去的那本书叫《公理与反公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来说，相关性非常密切，而且连续性也很强，问题和线索是很清楚的：一个是现代性反思和批判，再一个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我整个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
